【编辑按】构建新发展格局的三大现实动力 文|郭威 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经济学部财政金融室主任 回顾改革开放经济发展实践，自20世纪80年代我国实施“两头在外，大进大…小编为您整理了《预备党员2021全国两会精神心得感受5篇》，给您在日常工作学习中借鉴。
构建新发展格局的三大现实动力
文|郭威 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经济学部财政金融室主任
回顾改革开放经济发展实践，自20世纪80年代我国实施“两头在外，大进大出”的出口导向战略以来，通过大力引进外资和发展劳动密集型产品出口，使得国内工业部门得以对接世界市场，用几十年的时间完成了发达国家上百年的工业化进程，有效地推动了本国经济的长期增长。辩证地看，出口导向型经济发展模式也会由于外贸依存度提升而导致关键和核心技术不足、产业结构失衡、内需不振以及对国外市场依赖严重等问题。特别是随着2008年金融危机后逆全球化趋势的显现，以上问题对我国经济发展的不利影响有所加剧。
对此，习近平总书记在日前召开的经济社会领域专家座谈会上强调：“今年以来，我多次讲，要推动形成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这个新发展格局是根据我国发展阶段、环境、条件变化提出来的，是重塑我国国际合作和竞争新优势的战略抉择。”这一重要论断再次阐明，推动形成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不仅是针对全球疫情冲击的短期应对之策，更是基于对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发展变化带来的新特征新要求，错综复杂的国际环境带来的新矛盾新挑战的深刻认识和理解，将更好地提升供给体系对国内需求的适配性，形成需求牵引供给、供给创造需求的更高水平动态平衡，从而长期推动我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重大战略性调整。
今年上半年以来，面对新冠肺炎疫情严重冲击，我们扎实做好“六稳”工作、全面落实“六保”任务，经济稳步恢复，复工复产逐月好转，二季度经济增长全面企稳回升，同比增长3.2%，明显好于预期和同期世界经济增长速度。能够在相对短时间内促使经济重新回到稳步复苏的轨道，实属不易。一方面，疫情防控阻击战所取得的重大战略成果为以畅通国民经济循环为主构建新发展格局提供了前提和条件，另一方面也说明我国具有强大的经济发展韧性，具有加快形成双循环相互促进的良好基础和能力。
一是超大规模市场优势和完备产业体系优势持续释放，为新发展格局构筑了重要支撑。从需求看，2019年，我国商品零售额已经超过美国，成为全球最大的消费市场并具有继续稳步增长的空间。从供给看，我国基于大市场规模所形成的强大的产出能力，能够促进全球资源整合创新，将规模效应和集聚效应最大化发挥。2019年，我国人均GDP已经超过1万美元。无论是从国际发展实践经验还是发展经济学理论看，人均GDP超过1万美元是中等以上人口规模经济体发展的重要节点，意味着居民消费能力进一步提升，巨大的市场潜力正在形成，也表明经济的抗压能力与稳定性得到进一步增强。
二是经济增长动能和要素红利加快转换，为新发展格局形成提供了强大动力。从经济增长理论看，一国经济增长要么来源于生产要素投入的增加，要么来源于生产要素投入效率的提升。经济增长更多地依靠效率的提升才是可持续的、集约型的和内涵式的。其中，科技创新是提升效率的关键因素。近年来以人工智能、云计算、大数据、新能源、共享经济等为代表的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方兴未艾，“人口红利”加速向“人才红利”转变，产业发展加快向资本、技术密集型转型升级，为加快形成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提供了强大动力来源。
三是新一轮改革开放向纵深推进，为新发展格局形成奠定了坚实基础。改革开放既是我们取得40多年历史性成就的宝贵经验，也是今后面对各类风险挑战、破解发展难题的长期国策。我国通过不断加强各项改革力度，加快对外开放步伐调整生产关系，持续解放和发展生产力，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得到更好发挥，特别是随着“一带一路”建设的深入推进，自由贸易试验区、海南自由贸易港等重要开放平台加快建设，金融服务业等领域重大开放措施落地实施，全方位、多层次、多领域的开放新格局加快形成，为我国创造了广阔的发展空间。
未来一个时期，国内市场主导国民经济循环特征会更加明显，经济增长的内需潜力会不断释放。一方面，我们要坚持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这个战略方向，通过解除供给约束，释放生产要素的活力和潜力，促使要素实现优化配置，不断调整经济结构，提升经济增长的质量；
另一方面，我们要扭住扩大内需这个战略基点，持续提高国民收入分配中居民收入比重、劳动报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以及居民收入中财产性收入比重“三个比重”，将房地产和基础设施建设与新型城镇化有机结合，推动城市群、都市圈一体化发展体制机制创新，形成投资和消费的良性互动，切实扩大有效投资和有效消费，勇于开顶风船，善于化危为机。
鲜红的党旗始终在脱贫攻坚主战场上高高飘扬媒体言论
“脱贫攻坚取得举世瞩目的成就，靠的是党的坚强领导”，在2月25日召开的全国脱贫攻坚总结表彰大会上，习近平总书记深刻总结我国脱贫攻坚重要经验和认识，指出“坚持党的领导，为脱贫攻坚提供坚强政治和组织保证”。在党的坚强领导下，数百万扶贫干部前赴后继,无数共产党员攻坚克难，带领人民不断奋斗,绘制出一幅山乡巨变、山河锦绣的时代画卷，谱写了一首沧海桑田、波澜壮阔的民族史诗。
沧海横流显砥柱，万山磅礴看主峰。在波澜壮阔的脱贫攻坚进程中，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持对脱贫攻坚的集中统一领导，把脱贫攻坚纳入“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四个全面”战略布局，统筹谋划，强力推进。习近平总书记亲自指挥、亲自部署、亲自督战，提出一系列新思路新观点，作出一系列新决策新部署，为脱贫攻坚提供了根本遵循和科学指引。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先后7次主持召开中央扶贫工作座谈会，50多次调研扶贫工作，走遍14个集中连片特困地区，坚持看真贫，坚持了解真扶贫、扶真贫、脱真贫的实际情况，面对面同贫困群众聊家常、算细账，亲身感受脱贫攻坚带来的巨大变化。2012年年底，党的十八大召开后不久，习近平总书记就到河北阜平考察扶贫，了解困难群众生产生活情况。2013年11月，习近平总书记在湖南湘西州十八洞村考察时，首次提出精准扶贫。2015年，在扶贫开发工作会议上，习近平总书记提出要解决好“扶持谁”，“谁来扶”，“怎么扶”的问题，发出了打赢脱贫攻坚战的总攻令。2017年，党的十九大把精准脱贫作为三大攻坚战之一进行全面部署。2020年，在决战决胜脱贫攻坚座谈会上，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脱贫攻坚目标“必须如期实现，没有任何退路和弹性”，激励着全党全国以更大的决心、更强的力度，做好“加试题”、打好收官战，信心百倍向着脱贫攻坚的最后胜利进军。8年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把脱贫攻坚摆在治国理政的突出位置，立足我国国情，把握减贫规律，走出了一条中国特色减贫道路。
在脱贫攻坚主战场上，基层党组织成为带领农民群众脱贫致富的坚强战斗堡垒。抓好党建促脱贫攻坚，是贫困地区脱贫致富的重要经验。习近平总书记曾指出，“农村要发展，农民要致富，关键靠支部”。党的十八大以来，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领导下，构建起五级书记抓扶贫、全党动员促攻坚的局面，夯实农村基层党组织同脱贫攻坚有机结合起来，下决心解决软弱涣散基层班子的问题，下大力气选优配强村党组织带头人队伍，加强后备力量储备，打造出一支“不走的扶贫工作队”。8年来，党中央集中精锐力量投向脱贫攻坚主战场，全国累计选派25.5万个驻村工作队、300多万名第一书记和驻村干部，将组织力量直接充实到脱贫攻坚一线。通过发展壮大村级集体经济等方式，基层党组织带领群众找到致富路子，促进了农民持续增收，实现了贫困村稳定脱贫，真正带领乡亲们过上了好日子。作为贯彻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的“最后一公里”，基层党组织发挥政治优势、组织优势、密切联系群众优势，把党员干部群众组织起来、动员起来，形成了脱贫攻坚的强大合力。
在脱贫攻坚主战场上，广大共产党员以热血赴使命、以行动践诺言，呕心沥血、建功立业。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关键时刻冲得上去、危难关头豁得出来，才是真正的共产党人。”在脱贫攻坚工作中，数百万扶贫干部倾力奉献、苦干实干，他们舍小家为大家，同贫困群众结对子、认亲戚，常年加班加点、任劳任怨，困难面前豁得出，关键时候顶得上，把心血和汗水洒遍千山万水、千家万户。35年坚守太行山的“新愚公”李保国，献身教育扶贫、点燃大山女孩希望的张桂梅，用实干兑现“水过不去、拿命来铺”誓言的黄大发，回乡奉献、谱写新时代青春之歌的黄文秀，扎根脱贫一线、鞠躬尽瘁的黄诗燕等同志，以及这次受到表彰的先进个人和先进集体，就是他们中的杰出代表。带领乡亲们历时7年在绝壁上凿出一条通向外界道路的重庆市巫山县竹贤乡下庄村党支部书记毛相林说：“山凿一尺宽一尺，路修一丈长一丈，就算我们这代人穷十年苦十年，也一定要让下辈人过上好日子。”扶贫干部的坚定话语让贫困地区广大群众听党话、感党恩、跟党走，让“吃水不忘挖井人，脱贫不忘共产党”成了百姓的心声。扶贫干部的执着信念感染着贫困群众，使他们的信心更坚、脑子更活、心气更足，精神世界发生了从内而外的深刻改变。这些为脱贫攻坚作出伟大贡献的共产党员、扶贫干部，真正同贫困群众想在一起、过在一起、干在一起，将最美的年华无私奉献给了脱贫事业，用苦干实干践行着中国共产党人初心和使命。
在脱贫攻坚主战场上，鲜红的党旗始终高高飘扬。无论是最高的山，最险的路，还是最偏远的村寨，最贫瘠的山沟，哪里有需要，中国共产党人就战斗在哪里。事实充分证明，中国共产党具有无比坚强的领导力、组织力、执行力，是团结带领人民攻坚克难、开拓前进最可靠的领导力量。只要我们始终不渝坚持党的领导，就一定能够战胜前进道路上的艰难险阻，不断赢得新的更大胜利！ 崔洪建：透视欧洲的中国“制度威胁”幻象
文|崔洪建 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欧洲所所长
中欧关系在官方层面得以稳定前行，但部分欧洲舆论仍担心中国搞“制度输出”、是“政治威胁”。尽管中方反复强调不搞意识形态对抗，不“输出”中国模式，但欧方对中国构成“政治威胁”的认知还很顽固，短期内难以转变。正所谓“破山中贼易、破心中贼难”，欧洲面对中国时的“心贼”到底是什么？
首先是欧洲在破译中国经济成就“密码”时发现了系统性的制度支撑因素。从中欧开启接触到双方成为密不可分的经济伙伴，中国的成长速度和韧性超出欧洲的想象，而且这种成长具有系统性的特点，即国家与社会的同构、政治与经济的共振以及个人与群体的互洽。这些特点在欧洲自己对于中国的想象中，都应当是随着市场经济发展会被逐渐消解掉的“非现代性”，但中国的实践没有按照欧洲的经验和设计发生，这给欧洲带来了强烈的观念和经验冲击：有系统性支撑的中国完全可以按照自己的意志和轨迹一路向前，而无需向西方借道，也无需去邯郸学步。对系统性结构的最简单定义就是政治制度，因此欧洲对中国经济成功的理解开始向“政治成功”拓展，中国正在建立起来的经济竞争优势也开始被视作政治制度的产物。这种变化正在打破欧洲根深蒂固的“非西方民主不能促进经济繁荣”的迷思，前不久默克尔总理曾感慨“中国的政治制度能促成经济成功，因此证明是可行的”，就是这种认识变化的最好体现。
其次是欧洲自身的历史经验以及对异己政治形态的偏见，很容易将“不同”导入“竞争”。中欧之间的差异并不必然导致竞争甚至对抗，这对于多民族共处、追求“和而不同”的中国来说不难理解和接受，但对于从帝国崩解和殖民地失败的历史中走出来的欧洲来说，有些难以接受。信奉一个上帝、认同单一“民族—国家”结构的欧洲，实际上能接受的是“同而后和”。这种历史经验和政治现状之间的差异让中欧之间在普世价值、共同价值、单一规则还是规则对接；
相向而行还是“向我靠拢”之间不断出现争论。至于对异己政治形态的认识，更浅薄一些的欧洲舆论只要在改革开放的中国与冷战时期的东欧历史之间做一个不恰当的类比，就能让普通欧洲民众很快得出一个结论：中国的政治和经济影响会将欧洲带回到“不堪回首的过去”，因此“制度竞争”难免。
再次是在内外挑战增多的背景下，欧洲难免出现“制度不自信”。从冷战结束至今，欧洲的自信心经历了一个剧烈的跌宕。本世纪初，作为冷战“胜利者”的西欧在接受大部分东欧地盘时，眼里看到的是一马平川，心里想到的是“塑造一个更美好世界”，自信满满。但欧元区债务危机让欧洲经济经历了“失去的十年”，接踵而至的安全、难民和疫情危机更让欧洲元气大伤。剧烈的失衡感和失重感让欧洲民众和精英对长期信奉的价值和拥护的制度都产生了质疑，改革诉求、民粹主张和保守意识同时发作并且相互交织。但在欧洲复杂的政治权力体系和分化的社会利益格局中，改革又有诸多羁绊，注定举步维艰。欧洲显露颓势与中国展示活力恰好同期同框，难免不让欧洲生出今非昔比的不自信感，也更容易把中欧关系的竞争面放大，并上升到“中国所得即欧洲所失”“中国得志欧洲失意”这样的竞争性和对抗性逻辑。
最后是在时代和格局的急剧变化中，欧洲的仓促应对和政治投机可能会犯下“病急乱投医”的错误。欧洲不愿在中美竞争中失去自我，但也还没有能力在中美竞争中站稳脚跟，“不愿”和“不能”之间的矛盾让欧洲备受煎熬。为了让自己舒服一些，欧洲倾向于将在政治上和美国结盟、在经济上和中国做伴作为应对“乱世”的生存策略。为了让这一生存策略奏效，欧洲自然要刻意在政治上和中国拉开并保持距离，要制造出更多“中国政治威胁”的幻象和说辞，否则难以取信于美国，也难免招来美国更多的虐待。但欧洲应该看到的是，美国并不愿意让欧洲用“政治忠诚”来换取“生存和发展空间”，美国正在动用所有手段来逼迫欧洲全面倒向自己，否则一些欧洲国家在5G问题上表态后，美国就没有必要拿全球供应链开刀了；
在伊核问题上，也就没有必要在退出协议后，还要高调制裁伊朗并且逼欧洲让步了；
在让“北溪-2”天然气管道项目搁浅在最后100公里后，也就没有必要还置欧洲能源安全于不顾而追加制裁了。单边霸凌就是单边霸凌，它并不区分亲疏远近，也不看重“政治忠诚”。
无论世事时局如何变化，欧洲应该想清楚的是，在过往的经验中是如何与中国相处的，双方又是如何在务实合作中尽力维护对彼此的积极认知的，如何在避免政治分歧扩大的前提下做大共同利益的，这些宝贵经验在世事无常的今天，依然是能确保中欧和平共处、开放合作的黄金法则。
脱贫奇迹背后的制度优势媒体言论
千年梦想，百年奋斗，今朝梦圆。
2021年2月25日，北京人民大会堂，在全国脱贫攻坚总结表彰大会上，习近平总书记庄严宣告：我国脱贫攻坚战取得了全面胜利，完成了消除绝对贫困的艰巨任务，创造了又一个彪炳史册的人间奇迹！这是中国人民的伟大光荣，是中国共产党的伟大光荣，是中华民族的伟大光荣！
“天下将兴，其积必有源。”中国的减贫奇迹，引发了全世界的广泛关注。是什么力量推动中国创造了人类减贫史上亘古未有的伟大奇迹？习近平总书记给出了明确答案：“我们在脱贫攻坚领域取得了前所未有的成就，彰显了中国共产党领导和我国社会主义制度的政治优势”。
党的集中统一领导的制度优势。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是一个严密完整的科学制度体系，其中具有统领地位的是党的领导制度。在脱贫攻坚伟大实践中，始终坚持党中央对脱贫攻坚的集中统一领导，把脱贫攻坚纳入“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四个全面”战略布局，统筹谋划，强力推进。
2015年11月，中央扶贫开发工作会议在京举行。会上，22个中西部省主要负责人，在脱贫攻坚责任书上郑重签名，向党中央立下“军令状”。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军令状不是随便立的，我们说到就要做到。”2018年2月12日，习近平总书记在打好精准脱贫攻坚战座谈会上掷地有声：“党的十八大以来，各省区市党政一把手向中央签军令状的，只有脱贫攻坚这一项工作。各级党政干部特别是一把手，必须增强政治担当和责任担当，以高度的历史使命感亲力亲为抓。”
世界上从来没有哪个政党，能像中国共产党这样把脱贫攻坚作为优先政策目标，集中全党精锐力量投向脱贫攻坚主战场。党的十八大以来，全国累计选派25.5万个驻村工作队、300多万名第一书记和驻村干部，同近200万名乡镇干部和数百万村干部一道奋战在扶贫一线。一面面鲜红的党旗在脱贫一线高高飘扬，证明中国共产党具有无比坚强的领导力、组织力、执行力，是团结带领人民攻坚克难、开拓前进最可靠的领导力量，也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最大优势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生动诠释和注脚。
以人民为中心的制度优势。江山就是人民，人民就是江山。我国国家制度深深植根于人民之中，能够有效体现人民意志、保障人民权益、激发人民创造力。“全面小康路上一个不能少，脱贫致富一个不能落下。”“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一个民族不能少。”习近平总书记情真意切。8年脱贫攻坚壮阔历程昭示，始终坚定人民立场，聚焦消除贫困、改善民生、实现共同富裕，鲜明体现了以人民中心的发展思想。
贫有百样，困有千种。为实现共同富裕路上一个不能掉队，创造性提出了精准扶贫方略：通过建档立卡，把贫困人口、贫困程度、致贫原因等搞清楚；
实行扶持对象、项目安排、资金使用、措施到户、因村派人、脱贫成效“六个精准”，实行发展生产、易地搬迁、生态补偿、发展教育、社会保障兜底“五个一批”；
在贫困人口退出上，设定时间表，留出缓冲期，实行严格评估，实行逐户销号。坚持精准扶贫方略，确保真扶贫、扶真贫、脱真贫，是中国特色减贫道路的鲜明特征，是实现“一个不能少”的社会主义制度安排。
在脱贫攻坚中，始终坚持一切为了人民、一切依靠人民，坚持调动广大贫困群众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激发人民群众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内生动力，引导贫困群众树立“宁愿苦干、不愿苦熬”的观念，鼓足“只要有信心，黄土变成金”的干劲，增强“弱鸟先飞、滴水穿石”的韧性，让他们心热起来、行动起来，把对美好生活的向往转化成脱贫攻坚的强大动能。
集中力量办大事的制度优势。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我们最大的优势是我国社会主义制度能够集中力量办大事。这是我们成就事业的重要法宝。”党的十八大以来，坚持发挥我国社会主义制度能够集中力量办大事的政治优势，广泛动员全党全国各族人民以及社会各方面力量共同向贫困宣战，举国同心，合力攻坚，形成脱贫攻坚的共同意志、共同行动。
有学者评论，只有中国能够把集中力量办大事上升为制度，进而成为能够长期发挥重要作用的显著优势。面对贫困，全国建立各负其责、各司其职的责任体系，精准识别、精准脱贫的工作体系，上下联动、统一协调的政策体系，保障资金、强化人力的投入体系，因地制宜、因村因户因人施策的帮扶体系，广泛参与、合力攻坚的社会动员体系，多渠道全方位的监督体系和最严格的考核评估体系。这套行之有效的制度设计，使党政军民学劲往一处使，东西南北中拧成一股绳、下好一盘棋，做到了集中力量办大事。
“积力之所举，则无不胜也。”342个东部经济较发达县结对帮扶570个西部贫困县，310家中央单位定点帮扶592个扶贫开发工作重点县，军队和武警部队定点帮扶3500个贫困村；
中央企业开展“百县万村”扶贫行动，民营企业实施“万企帮万村”精准扶贫行动，推动形成专项扶贫、行业扶贫、社会扶贫等多方力量多种举措有机结合互为支撑的“三位一体”大扶贫格局，凝聚起脱贫攻坚的强大合力。
中国脱贫攻坚的伟大实践和成就，证明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国家制度和国家治理体系的显著优势。眺望未来，只要毫不动摇坚持党的领导、充分发挥这些显著优势，就一定能办成更多像脱贫攻坚这样的辉煌事业，从胜利走向新的更大胜利！ 黄益平：央行数字货币为何而来？
作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中国在金融领域的一举一动都会牵动全球神经。近日，央行数字货币先行在深圳、苏州、雄安新区、成都及未来的冬奥场景进行内部封闭试点测试，再次引起社会普遍关注。
放眼全球，各国央行数字货币领域风起云涌。据国际清算银行今年1月发布的数据显示，全球80%的央行正在研究数字货币，10%的央行即将发行本国央行数字货币。法国、瑞典、泰国已开始测试数字货币，委内瑞拉近15%的加油站已使用石油币，美国对数字货币的态度也由消极转向积极。
货币是财富的象征，而货币的力量更是无法比拟。作为时代发展的产物，在比特币、Libra以及各种层出不穷的民间数字币中，央行货币形态更新的背后有着怎样的考量？央行数字货币为何而来？有何特点？又将产生何种影响？央视网记者专访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副院长、北大数字金融研究中心主任黄益平。
央视网记者：近年来，多国加紧研发数字货币，在您看来，最重要的原因是什么？
黄益平：2009年比特币横空出世，一个重要的背景是公众对美元作为一国的主权货币发挥国际货币功能的可持续性产生了疑问。比特币的最大优势是算法预先决定了总供给，不会超发，但短板是缺乏内在价值，没有贵金属支撑或者主权信用背书，所以比特币的价值非常不稳定，其实很难发挥重要货币的功能。作为修正，后来一些机构设计了稳定币，比如脸书的天秤币，它是以主要主权货币作为支撑，也就是说是有基本的内在价值的。但天秤币白皮书的公布，一下惊醒了各国央行。因为天秤币一旦上线，直接就是国际跨境支付与国际货币，它不但有可能绕开现行的一些跨境监管限制，甚至有替代部分主权货币的功能，一些脆弱的主权货币甚至存在完全被取代的可能性。
央视网记者：我国数字货币研发在世界处于一个什么样的水平？
黄益平：中国人民银行从2014年开始研究、开发人民币数字货币，是国际上比较早着手研发数字货币的央行之一。之前有个别国家比如委内瑞拉等发行了数字货币，但无论从功能还是影响看，都不是非常成功。最近欧洲一些国家、日本甚至美国都开始研发央行数字货币，但中国人民银行的数字货币在去年就已经完成研发，过去一年多时间里一直在利用不同的场景进行测试。如果能在未来几个月内全面落地，应该是全球第一个主要国家的央行数字货币。因此，我国数字货币研发处于世界领先水平。
央视网记者：在保护货币主权，推进人民币国际化方面，我国央行数字货币发挥着怎样的作用？
黄益平：央行数字货币可能会促使跨境结算和投资变得更加快速、安全、低成本。举个例子，现在从北京往纽约或者伦敦汇款，一般都需要几个工作日才能完成交易，费用也比较高。数字货币其实就是一串密码，密码易手可以瞬间完成。不过，数字货币在国际交易中得使用，还受到一系列因素的约束，最重要的是人民币资本项目兑换尚未完全放开。如果人民币无法在国际市场上买卖，单纯的数字化也无法解决国际化的问题。
央视网记者：我国央行数字货币目前具备哪些功能？与移动支付使用的电子货币有何不同？
黄益平：客观地说，央行数字货币的第一步其实还是相对保守的，短期内它的主要功能是替代流通中的现金，而不是银行存款或者其它金融投资产品。如果看货币的三大功能：支付、定价和投资，我国央行数字货币只是发挥第一个功能，第二个功能并未发生改变，第三个功能尚不具备，也就是说数字货币并不同时发挥货币的全部功能。与移动支付使用的电子货币相比，一是央行数字货币具有法偿性的特点，也就是说央行一定可以偿付。移动支付钱包里的货币虽然仍然是以人民币为单位，如果钱包损毁，央行不会负责偿付。二是数字货币支付不必依赖系统网络系统，支付的成本也可以更低，这有可能会进一步增强数字货币支付的便利性甚至普惠性。三是数字货币支付如果额度不大，有可能实现匿名交易，这跟现金交易有相似性。
央视网记者：未来，我国央行数字货币的推行将对商业银行产生怎样的影响？这次试点意味着什么？
黄益平：央行在设计DC/EP的时候，充分考虑了尽量不要在短期内冲击商业银行及整体金融生态：第一，发行采取双层体制的做法，银行、互联网公司以及电信公司等授权机构可以用现金向中国人民银行兑换DC/EP，授权机构再向公众发行。第二，央行不对DC/EP付利息。这就意味着，个人或企业不会绕过商业银行直接跟央行兑换，他们也不会把大量的资金从银行账户转移到数字货币账户，因为没有利息回报。这些设计的一个重要考量就是尽量不造成商业银行脱媒，但实际如何还需要进一步观察。现在很难明确判定金融消费者究竟会如何在数字货币支付与电子货币支付之间做选择。总之，DC/EP落地将是历史性的一步，但这第一步仍然是相对保守的。
央视网记者：从长远看，我国央行数字货币是否会对整个金融生态产生影响？
黄益平：有的专家指出，虽然DC/EP不会替代银行的定期存款，但替代活期存款的可能性是存在的，因为活期存款的利率回报非常低，这就意味着脱媒很难完全避免。另外，对移动支付的潜在影响更加值得密切关注，尤其考虑到移动支付实际是数字金融，包括大数据风控以及相应的大科技平台生态系统的“基础设施”，如果DC/EP对移动支付发展产生一定的影响，就有可能改变数字金融发展的速度甚至方向。但客观地说，这可能不是决策者的初衷，会不会发生，也会是一个动态的过程。
2021全国两会精神心得体会_学习两会精神感想5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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