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今廉政文化人物典故30例
适用范围：廉政党课、廉政谈话、道德讲堂讲话等。
一、尊贤尚功——姜尚
姜尚，字子牙，西周杰出的政治家、军事家、韬略家，也是齐国的缔造者和齐文化的奠基人。姜尚的廉政思想主张“尊贤尚功”，不拘一格地提拔和任用各领域的贤能之人，奖励他们创造辉煌的功业。他还要求贤者的所作所为必须对天下有利，或与天下同利，这就将“尊贤”和“尚功”统一起来。他还在齐国建立起一套礼法兼重、纲纪和刑罚并用的治国方略，主张用严格的法纪规范各级官吏的行动，用不分贵贱亲疏的赏罚奖惩各级官吏的功过。姜尚在治理齐国时所秉持的“开放、兼容、尊贤、尚功、民本、廉政”等理念，为齐国后来的发展壮大打下了坚实基础。
二、敬德任贤——周公
周公，姬姓，名旦，西周初期著名政治家、军事家、思想家，是中国古代廉政的突出典型和廉政思想的奠基人之一。“敬德”是周公廉政思想的首要内容。他要求人人加强"德”的修养，时时牢记“德”的理念,不要贪图安逸、大兴游观、无休止地田猎更不要聚徒狂欢，要克制自己的享受欲望，在道德上做表率。周公在中国历史上最早提出了“任人惟贤”的主张，坚持摒弃无德无才的人，选取“克明俊德”的人。他将“敬德”和“任贤”的理念最后落实到“保民”上，要求国君和各级当权者要了解广大平民的处境，关心他们的疾苦，并力戒破坏君民关系、危害百姓利益的行为。周公位尊而不骄奢，权重而不谋私。在廉政思想上，他善于利用、改造和突破传统意识，创新理念，为后世儒家学派的产生有着重要影响。
三、隆礼至法——荀子
荀子（约公元前313年－公元前238年），名况，字卿，华夏族（汉族），战国末期赵国人，著名思想家、文学家、政治家，世人尊称“荀卿”。“积土而为山，积水而为海”出自《荀子·儒效篇》，意思是说，把土堆积起来可以形成高山，把水汇聚起来可以形成大海，喻指事业的成功需由点滴积累而来，日积月累、坚持不懈，才能实现从量变到质变。习近平总书记在演讲中引用这句话，并指出幸福和美好未来不会自己出现，成功属于勇毅而笃行的人。《荀子》一书蕴含大量治国理政思想，被誉为先秦思想的集大成之作，其中经典语句多次被习近平总书记在讲话中引用。该书也记载了荀子在廉政方面的思想。荀子的廉政理念集中体现在礼、法结合的政治思想上，并更多地由礼治向法制倾斜。“隆礼至法，则国有常”，荀子主张治理国家要尊尚礼仪，更要完备法制，这样国家才会有正常的秩序。同时，还要“尚贤使能”，尊重贤德的人，任用有才能的人，民众就会知道自己的努力方向。他还提出廉政的核心内容是“民本”，顺承隆礼至法的思想，主张“爱民”“利民”的主要途径是用礼乐对民众进行教化，用刑罚对奸民进行惩罚。
四、尚贤者，政之本也——墨子
墨子，名翟，春秋末期战国初期宋国人，著名的思想家、教育家、科学家、军事家。墨子不仅在力学、光学、声学等自然科学领域有不少重大发现，在社会科学领域也提出很多重要思想，比如，“非命”“非乐”“节用”“节葬”等，要求所有官吏都向劳动人民的最低生活标准看齐，舍弃没有实用价值的音乐，摒弃豪宅精舍、轻奢华服、山珍海味以及随葬器物无数的厚葬，这些都表达了墨子反对铺张浪费、要求节俭勤朴的强烈愿望。墨子还提出了“尚贤”理论。他认为“尚贤者，政之本也”，把选拔人才上升为治乱兴衰的根本国策。他要求当时的王公大人坚持任人唯贤的原则，选取贤人做各级政长;从王公大人到各级政长都要依照贤人的标准加强自身修养从而成为君子的表率。墨子尚贤重贤、任贤使能的思想，是其廉政思想中最有价值的部分也是他对中国传统文化的重大贡献。
五、民生在勤、勤则不匮——左丘明
《左传》全名为《春秋左氏传》，作者左丘明，该书是我国现存第一部记事详博、议论精辟的编年史。书中有大量关于廉政思想的论述，重点强调了君王和各级统治者应该"有德"。其中大力表彰晋悼公的“有德"之政，记述他即位之始就命令各级官吏普施恩惠，舍除劳役，停止债务，节省各种用物，同时重用有才干的官员。书中还体现了对贿赂的极度卑视和对不贪的褒扬，例如，对鲁国季武子的贪贿行为进行谴责，对"以不贪为宝"的宋国司城子罕、听从劝导减轻诸侯朝贡礼物的晋国范宣子则大加赞颂。尚德、民本、举贤、戒奢、崇俭等，构成了《左传》廉政思想的基本内容，这也彰显了浓厚的民本意识和任人唯贤的思想。
六、将“廉”与政联系起来的第一人——晏婴
晏子，字平仲，原名晏婴，齐国大夫。晏婴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位将“廉”与政联系起来的思想家。“廉者，政之本也”出自《晏子春秋》，意思是说廉洁是政治的根本。晏婴有着强烈的民本意识。他主张国家利益高于君主和臣子的利益。同时，提倡选贤任能，排拒谗佞阿谀之辈。为官节俭廉洁，反对奢侈贪腐，是晏婴廉政思想中最突出的内容。他主张国君带头节俭，给百官做表率，同时倡导所有官吏都要廉政，反对一切奢侈腐化行为。晏婴身体力行，严守礼制规范，体现了他在廉政方面的自律精神。
七、国有四维礼义廉耻——管仲
管仲（约公元前723年－公元前645年），姬姓，管氏，名夷吾，字仲，谥敬。中国古代著名的经济学家、哲学家、政治家、军事家，春秋时期法家代表人物，周穆王的后代。后世尊称为“管子”，誉为“法家先驱”“圣人之师”“华夏文明保护者”“华夏第一相“。《管子》一书题为管仲所作，实系后人托名。“国有四维,礼义廉耻。四维不张，国乃灭亡”出自《管子·牧民》管仲提出，“守国之度,在饰四维”如果不能厉行礼、义、廉、耻这治国的四大纲纪,国家就有灭亡的危险。管仲创造性地把“廉”作为治国基本纲领之一,主张以“廉”理政。他认为，“礼”只是对人的行为的外在约束，而“廉耻”意识却能够使人自觉约束自己的行为。管仲将廉洁作为维系国家存续的道德基石。可见，廉洁作为一种道德品质，不仅是在日常生活中对每个人的基本要求,同时更是为官从政者必备的重要素质。
八、天地之间莫贵于人——孙膑
《孙膑兵法》是中国古代著名兵书，作者孙膑，战国时期齐国著名军事家。经过整理的《孙膑兵法》残简虽然只有30篇，但从中仍可窥见孙膑军事思想中的廉政思想。孙膑特别重视人在战争中的作用，提出了"天地之间莫贵于人"的重要论断。他重视战争但不好战，主张战争要顺民心军心，反对无限制地征发民力。孙膑还认为，必须要有严密的制度和严格的纪律以约束部队，尤其对将领更要严格要求。他强调将帅是军队的头脑，也是军中廉政的关键人物，应具备义、仁、德、信、智五种品质，要大公无私，对部下一视同仁等。孙膑在继承前代优秀军事思想的基础上，在军队建设和管理方面提出了任用贤能、严明纪律、奖惩公平、赏罚及时等观点，这些内容与中国传统廉政思想一脉相承，对当今党员领导干部廉洁从政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九、诸葛亮：静以修身俭以养德
诸葛亮（181年—234年），字孔明，号卧龙，琅邪阳都（今山东沂南）人，三国时期蜀汉丞相，杰出的政治家、军事家。他一生公忠体国，事必躬亲，“鞠躬尽瘁，死而后已”。除了对蜀汉政权功绩卓著之外，诸葛亮在廉政方面也为时人所称道，为官员们做出了表率。“夫君子之行，静以修身，俭以养德。”出自诸葛亮《诫子书》，强调恬静以修善自身，俭朴以淳养品德。这既是诸葛亮一生清廉自守的深刻总结，更是他对后代的谆谆教诲，成为千古名句而为后世所称道。诸葛亮在给后主的一份奏章中写到：“成都有桑八百株，薄田十五顷，子弟衣食，自有余饶。至于臣在外任，无别调度，随身衣食，悉仰于官，不别治生，以长尺寸。若臣死之日，不使内有余帛，外有赢财，以负陛下。”这不仅是诸葛亮的一份家庭财产收入的申报表，更是他一生廉洁从政的真实写照。诸葛亮一生克勤克俭，不愿为了私利而消耗蜀汉的物力、财力，在病危时留下遗嘱：“葬汉中定军山，因山为坟，冢足容棺，殓以时服，不须器物。”这在厚葬之风盛行的汉魏时期是难能可贵的，更体现出诸葛亮为官节俭、力戒奢华的高贵品质，也为当前党员领导干部和公职人员以身作则、从我做起，大力弘扬艰苦奋斗、勤俭节约、珍惜粮食的优良作风，自觉养成过紧日子的习惯提供了有益借鉴。
十、暮夜却金、清白传家——杨震
杨震（？—124年），字伯起。弘农华阴（今陕西华阴东）人，东汉名臣，少年时便勤奋好学、博览经籍，教授经学三十多年，声名远播，人称“关西孔子杨伯起”。杨震至五十岁时才步入仕途，历任荆州刺史、东莱（今山东莱州）太守、太仆、司徒、太尉等职。据史料记载，杨震由荆州刺史调任东莱太守，赴任途中，被他举荐为昌邑县令的王密为报知遇之恩，深夜以十斤黄金相送。王密说：“暮夜无知者。”杨震说：“你顶天而来，天知；你踏地而来，地知；你怀金而来，你知；你送金给我，我知。天知、地知、你知、我知，何谓无知？”王密满面羞愧，怀金而去。这就是流传千古的“暮夜却金”的故事，杨震也因此获得了“四知先生”“四知太守”的美誉。杨震任东莱太守期间，清正廉洁，深受百姓爱戴。现今莱州市的一处街心公园“四知苑”，便是为纪念这位“四知太守”而建。楼阁周围有两块石刻，分别是左警词、右警词，出自明万历年间莱州府知府阎士选撰的《汉东莱郡太守杨先生传》。杨震治家严谨，以“清白吏子孙”作为家训严格要求后人。为官十几年，不修豪华宅府，常以素菜为食，衣无锦绣，徒步往来、不乘马车。有人见他这样清廉，做了朝里的大官，家里还是那样的清苦，就劝他购置些产业。杨震却说：“使后世称为清白吏子孙，以此遗之，不亦厚乎？”子孙们深受做“清白吏”的家风影响，个个都博学而清廉。他的五个儿子都以“清白吏”而誉满天下，特别是次子杨秉自律极严，以“三不惑”即不饮酒、不贪财、不近色而闻名于世，人们赞其为“淳白”。
十一、以石却馈——张守蒙
张守蒙（公元1510年—1569年），字启哲，号静泉，明嘉靖年间进士。张守蒙曾被任命为河南鄢陵知县。当时，鄢陵县城是旧土城，一年要经受数次大雨，屡修屡坏。张守蒙率领民众筑城，不到两年全部用砖砌好新城墙。数年后，张守蒙被提拔为四川道监察御史，除了举荐和弹劾官吏等工作外，还负责督察管理屯田。当时其辖区内有后来成为明穆宗的裕王和其弟景王的封地，按规定，二王应各赐庄田一千顷。张守蒙核查前几年所没收的大将军仇鸾地数百顷，都被虚计给成国公朱希忠了。他便争夺回来，收入二王府中。此时正是宰相严嵩当权，儿子严世蕃和成国公联姻，屡次为其说好话。张守蒙说：“您父子有今天，您认为恩情在于皇上，还是在于成国公呢？怎能看待皇上的儿子不如亲家呢？”严世蕃才不再请求，而怀恨在心。张守蒙后被任命为河南按察司佥事，还没上任，竟又被贬为石州判官。作为监察御史，张守蒙为官清正廉明，当地百姓感其恩德，临行之时纷纷送来礼物。张守蒙坚决不收，百姓长跪不起，求他收下。面对百姓一片赤诚，张守蒙深受感动，指着身边一块石头说：“我在此为官多年，看中了这块石头，乡亲们若是非要送我东西的话，就将这块石头送我吧。”其实这就是一块普通石头，张守蒙要它是为了婉拒百姓礼物。没想到，当地百姓将这块石头千里迢迢从四川运到滕县王开村。因此，留下了一段“以石却馈”的佳话，这块石头也就有了“廉洁石”“功德石”之名。该石存于王开村张守蒙墓地，但已部分损坏。滕州市修复滕国故城文公台时，复制一块相似的石头立于文公台下，意以弘扬爱民之风、廉政之德。
十二、两袖清风、不受贿赂——岳镇南
岳镇南（1785年—1843年），字文峰，生于书香门第。清代修撰的《利津县志》和《岳氏族谱》中，都记载他是南宋抗金名将岳飞后裔。清嘉庆十二年（1807年），岳镇南中举人，道光二年（1822年）中进士，授翰林院编修，后历任都察院监察御史、湖南学政，道光十六年（1836年）出任九江知府，任职三年，政绩卓著。后任浙江盐运使、甘肃按察使、直隶按察使、云南布政使等职。岳镇南以为官清正廉洁、办事机敏谙练而出名。他一身正气、两袖清风，不受贿赂、不徇私情，始终不与贪官污吏同流合污。任云南布政使期间，岳镇南秉公执政，革除贿赂歪风。有人求他办事，送去金银财宝。他直言：“此民脂民膏，余不忍受也！”断然拒之门外。对所属官员，一旦发现徇私舞弊者，立加严惩，在民众中赢得了好口碑。岳镇南58岁病逝于云南布政使任上。他一生身居要职、位高权重，在很多人眼里，这些职位都是捞取钱财的“肥缺”。上世纪五十年代，一伙人偷偷挖开了岳镇南的坟墓，以为里面会有金银财宝。可当他们打开棺木后，却发现里面空空如也，只有一支毛笔和两枚印章。岳镇南自幼天资聪颖，青年时代博览群书，以文章见长，曾有制艺（应科举的八股文）、诗赋、骈体文等著作数百卷流行于世，后逐渐散佚。相传今天为山东人所称道的“一山一水一圣人”（泰山、黄河、孔子），最早就是岳镇南主持湖南学政时，与那些出生于“千山千水千才子”的江南形胜之地的同僚们逗趣时脱口而出的。岳镇南去世后，与同是清朝道光年间进士的张铨、李佐贤、赵长龄一起被供奉在利津乡贤祠里，所以后人称他们为“利津四大乡贤”。
十三、满腔报国志、一颗爱民心——辛弃疾
辛弃疾（1140年—1207年）字幼安，号稼轩，南宋抗战派代表人物之一、杰出词作家，在湖北、湖南、江西、福建等地方任职期间政绩显著，却屡遭诬陷落职。但他不计个人得失，矢志匡复，毕生不悔，炽热的家国情怀贯穿他的一生。家国情怀、爱国爱民是辛弃疾的廉政理念中的重要内容。调任湖南转运副使后，他针对当地发生的反抗官府起义上书朝廷，呼吁澄清吏治，严惩贪腐，实行“厚民”政策，减轻百姓负担，使民安居乐业。他奉命调任隆兴知府兼江西安抚使，打击贪官污吏和奸商勾结坑害百姓的行为，并组织运粮满足百姓需求，使当地很快度过旱灾饥荒。公正执法，严惩贪官污吏，还百姓一片清明天空，也是辛弃疾一直秉承的为官准则。出任绍兴府兼浙东安抚使后，他发现当地豪族大姓与贪官污吏勾结敲诈勒索百姓、地方官吏枉法向农户多收面米和钱贷等问题，恳请朝廷“严加查劾，必罚无赦”，约护百姓权益。“了却君王天下事，赢得生前身后名，可怜白发生。”辛弃疾的廉洁品质、家国情怀及其词作的卓越成就，都将光照千秋，永垂青史。
十四、俭、简、检”——一代廉吏牛运震的三字箴言
牛运震（1706年—1758年），山东滋阳县马青人。他于乾隆初年在甘肃秦安县、徽县、平番县等地任知县。“俭、简、检”是牛运震为官的三字箴言。“俭”，即节俭，他注重节俭，反对奢侈浪费，以俭养廉；“简”，即简单，反对官场作派，化繁为简，力求一切便民；“检”，即检查，他经常对照制度礼仪，检视自身存在的问题。这三字箴言成为牛运震的为官之道，是他留给今人的宝贵精神财富。“为民看轻胸中五车简，行政拿稳手里四两铜”是他写给叔父家信《京中呈叔父书》中的两句话。意思是做官要放下书生气，一心为百姓着想、为百姓造福；勇于直面矛盾，维护公平正义。
十五、悬鱼太守——羊续
羊续（142年—189年），东汉大臣，历任扬州庐江太守、荆州南阳太守等职。羊续为官清正奉法，拒绝贿赂，有“悬鱼太守”之称。他关注民生，尽力减轻百姓负担，以一个完美的廉政形象留在世人心中。廉乃为政之基。羊续的廉政思想和廉政实践告诉我们，官吏能否廉政，关键在于自身是否持之以恒地坚持自律，排拒来自任何方面的诱惑。
十六、一钱太守”——刘宠
刘宠，字祖荣，东汉著名廉吏。他在任会稽郡（今浙江绍兴）太守时，政绩卓著，为官清廉，深得民心，有“一钱太守”的美誉。在他离任前，当地几位鬓发斑白的老人每人带了一百文钱，想送给他。刘宠说什么也不肯接受。可几个老翁执意赠送，刘宠不收，他们不肯离去。刘宠见盛情难却，无奈只取一钱收下，老人们这才称谢作别。刘宠辞别了乡亲们，继续上路赴任。离了山阴地界，见前面有一条大江，他下马在江边沉思了一会，把老者赠与的一文钱投入江中。随从见状便问刘宠为什么把钱扔进江里。刘宠说，这钱，在我看来已经不是钱了，而是百姓们的心。全部收下，有违我做人为官的原则;一概不收，又盛情难却，有违爱民之心。我只象征性地取“一钱”，表示不“却”民之“盛情”。“一钱”也是钱。带走，也有违“两袖清风，一尘不染”的为官原则，所以又投之江中，归还会稽郡。刘宠以自己为官的实践，诠释了“为官必须为民办好事，实事；为官必须严格自律，与特权和发财绝缘”的廉政理念。
十七、父子同宰清廉传家——刘统勋刘墉
以刘统勋、刘墉为代表的刘氏宗族，明朝初年由徐州府砀山县大刘村迁至诸城逢戈庄（今属高密市），清朝中期，产生了10位进士、27位举人，三品以上官员8人。其中，最为人称道的就是被称为“父子同宰”的刘统勋、刘墉父子。刘统勋（1699年—1773年），字延清，历任内阁学士、刑部侍郎、吏部尚书等职，一生历官甚多，勇于任事，直言敢谏。其廉政思想的核心内容，首先是要求最高层的官员带头树立清风正气，成为百官的表率;其次是对贪腐官员严惩不贷，杀罚流放，按律而行。乾隆评价他“神敏刚劲，终身不失其正”。刘墉（1719年—1804年），字崇如，刘统勋的长子，历任陕西按察使、内阁学士、左都御史、吏部尚书等。刘墉与父亲同样身居高位，同样清正廉明，入仕之初就敢于揭露、弹劾贪腐官员。任左都御史时，刘墉奉命与和珅审讯山东巡抚国泰的贪纵案，使其得到应有惩罚，乾隆病逝后，又协助嘉庆铲除和珅集团，立下大功。刘氏族人之所以能历代为官清廉，深受百姓爱戴，与其良好家风传承密不可分。上至刘墉的曾祖父刘必显、祖父刘柴，下至侄子刘锻之、侄孙刘喜海，都以清正廉洁著称。刘氏族人为官者，无一人因贪污受贿而获罪或被罢免。康熙御赐“清爱堂”为刘家堂号。当今，党员干部应以古为镜，廉洁齐家，重视家风建设，使之成为为官从政的“必修课”。
十八、舍家为国舍身护民——王鼎铭
王鼎铭（1772年—1832年），字新之，道光九年（1829年）授湖南新田县知县。他以廉洁闻名，更以慷慨赴死震惊朝野，被后人誉为“一代廉吏”。出生于书香门第的王鼎铭，铭记“成于俭约、败于奢靡”的家训，立志清廉做人。在新田县任职的近三年时间里，王鼎铭以“天理、国法、人情”的施政理念，兴修水利、发展生产、减轻税赋，使当地落后的生产情况焕然一新。他整顿衙门作风，秉公办案，从未出现过差错，人称“王青天”。同时，对自己约法三章，外出从不鸣锣开道，食用自备，谢绝礼品和宴请。新田遭受旱灾，王鼎铭三次变卖家中田产，筹款赈灾。即将出任山西潞安知州时，邻县发生骚乱，殃及新田，王鼎铭得知消息后，毅然重返新田，高呼：“尔果与我新田有仇，当杀我，勿伤我百姓。”最终为保护百姓以身殉职。王鼎铭勤政爱民，清正廉洁，克己奉公，真正做到了舍家为国，舍身护民，是为官者的楷模，事鉴丹心，光照千秋，为后世所敬仰。
十九、为帝者师——孙廷铨
孙廷铨（公元1613年—1674年），初名廷铉，字枚先，明崇祯进士，曾做过康熙皇帝老师，历任清朝兵、户、吏三部尚书，康熙帝拜其为内秘书院大学士，辅佐康熙亲政，被称为“一代帝师”。康熙皇帝亲政后，亲书“为帝者师”的匾额赠给孙廷铨。此“师”非一般授业之师，乃作出了特殊贡献的尊称，蕴含着救国、救民、稳定政局，为皇帝亲政，献计献策等语义。康熙十三年，孙廷铨病逝。康熙皇帝闻之“甚悼朕怀”，亲赐御碑、谕葬、谥号“文定”。按《谥法》，“文定”乃经天纬地之大功者的谥号，足可见康熙皇帝对孙延铨的敬重。孙廷铨为官廉正慎明，严格按照规章制度办事，从不徇私舞弊。他在京任吏部尚书多年，儿子孙宝侗就在他身边读书。孙廷铨当时大权在握，完全可以想办法让儿子在京城参加考试。但按照规定，凡应考士子必须在原籍应试。于是，每逢乡试他总是将儿子送回老家参加考试。他对儿子解释道：“我是朝廷官员，如果哪个人想要讨好我，让你考中了，以此来套近乎、拉关系，然后要我为他徇私，那我就无法做到廉明公正了。”孙廷铨极力倡导“孝治天下”“光昭孝治”的思想，为中华孝文化的发展发挥了独特作用。他学识渊博、为官清廉、心系百姓，至今为当地百姓所感念。
二十、有明一代、一人而已——况钟
况钟（1383－1443年1月30日）明代官员，字伯律，号龙岗，又号如愚，汉族，江西靖安县龙冈洲（今江西省靖安县高湖镇崖口村）人。况钟早年曾在尚书吕震属下为小吏，因有奇才，为吕震所重视，并推荐为仪制司主事。明成祖朱棣永乐年间，升迁为礼部郎中。宣德五年出任苏州知府，正统六年（1441），况钟在苏州任期十年已满，当地官民二万多人向上级请求留任，最终任职长达十三年。在“仁宣之治”前后，未经科举，由出身低贱的书吏做到知府，并且政绩斐然的官员中，苏州知府况钟是其中最著名的一个。在苏州任内，他勤于政事，忠于职守，除奸革弊，为民办事，深得苏州人民的爱戴。他死后，很多人为他哭泣，悲痛不已，并立祠纪念他。况钟是明代一位受百姓尊敬的清官，苏州人民称他“况青天”，和包拯“包青天”、海瑞“海青天”并称中国民间的三大青天。昆剧《十五贯》，以歌颂况钟刚正清廉的思想品格和深入实际的求实精神而使其妇孺皆知，至今仍在人们心目中留下难忘的印象。其功绩《明史·况钟传》有较详细记述，著述有《况太守集》、《况靖安集》等。当时苏州府繁华富庶，权贵、宦官、豪强聚集，事务繁杂艰巨难以治理号称天下第一，况钟是吏员出身，他勤谨廉洁，博识干练，处事明白敏锐，极得朝廷赏识，被任命为苏州知府。他上任后，严厉打击欺上瞒下的吏员和豪强，每天勘问一个县的案子，到任八个月，就清理了1500多件案子，百姓都说他是包龙图再生。况钟为政细心周密，曾设两本簿籍记录乡民的善恶，用来进行奖励和惩罚。又设多种薄籍用来核查不同的事务。他任苏州知府官十三年，三次离任三次留任，替百姓办了不少实事，最后积劳成疾，病逝于苏州任上。《明史》称赞他“有明一代，一人而已”。
二十一、要留清白在人间——于谦
于谦（1398—1457），字廷益，号节庵，出身仕宦世家。于谦的《石灰吟》大家想必都已经熟知。他积极进取的人生态度和大无畏的凛然正气震撼人心。很多人可能不知道，于谦曾任河南巡抚河南巡抚18年。当时黄河屡屡决口，于谦经常在开封一带乡下巡视，苦求良策。他努力修葺黄河大堤与开封护城堤，又铸镇河铁犀，也就是一个巨大的铁牛以镇洪水，在烧铸铁犀的过程中，于谦夜以继日赶工，甚至将皇帝亲赐的蟒袍也烧了几个大洞。为了赈济灾荒，于谦多方采取措施，以解救民间疾苦。他尽心治理，赢得了百姓衷心爱戴。于谦任职期间曾被宦官诬陷下狱三个月，河南、山西百姓数千人上京请愿，请求留任，终于使于谦重新担任巡抚。于谦最著名的事迹是他在国难面前气壮山河的担当。公元1449年，也就是明英宗正统十四年，土木堡之变发生，明英宗御驾亲征瓦剌，在土木堡兵败被俘。京师震惊，没有人知道该怎么办。明朝最精锐的部队都在土木堡失陷，剩下疲惫士卒不到十万，有人主张迁都，当时于谦在朝中，厉声斥责南迁的说法：“京师是天下的根本，一摇动则国家大计完了，难道没有看见宋朝南渡的情况吗！”他奏请各路兵马开赴京师抵挡危局，临危受命任兵部尚书，并亲自率领数十万军民进行了功垂青史的北京保卫战，击退瓦剌，挽狂澜于既倒。当时，上下的人都依赖于谦，于谦毅然把国家的安危视为自己的责任。他常着胸脯感叹："这一腔热血，不知会洒在那里！”于谦在国家多难的时候，保卫社稷安然无虞，独自坚持公道，被权臣奸臣共同嫉妒，明英宗获释后发动夺门之变复辟，1457年2月，于谦被含冤杀害。据《明史》记载，于谦之死，天下百姓都认为他是冤枉的。当时有一个叫朵儿的指挥，本是于谦政敌宦官曹吉祥部下，以酒祭奠于谦并大声恸哭，被曹吉祥鞭打而第二天仍旧祭奠。明宪宗时，于谦得以平反。《明史》赞颂于谦说：于谦的忠心义烈，与日月争光。在河南，于谦任巡抚时所铸的镇河铁犀蹲守在开封北郊乡铁牛村，虎视着黄河，几百年来受到大家的注目。
二十二、经世亦出世、不染似莲花——杜受田
杜受田（1788年—1852年），清朝咸丰皇帝的老师，曾任山西学政、太子太傅、吏部尚书、刑部尚书，礼部尚书、协办大学士等职，人称“一代帝师”。杜受田去世后，咸丰皇帝赐其谥号“文正”，这是封建时代对文臣的最高谥号，代表对一个人文化修养、道德境界的最高认可。杜受田为官遵循“忠、勤、正、慎、兼”之道，一生恪尽职守、鞠躬尽瘁。道光二十一年，杜受田调任户部左侍郎兼管三库事务，掌管清朝的钱袋子。他上任伊始就采取强硬措施整顿库务，将两名舞弊的管库大臣革职查办随后自己亲自监视收发，每日坐在廊檐下查看银库出入，风雨无阻。从此，三管理的漏洞得以弥补。杜受田自身清正廉洁，其良好家风也代传承。“不染似莲花，经世何妨出世”，这是杜家私塾中一副对联的其中一句，也可看做是对杜氏家风中“严以律己”“洁身自好”思想的总结。做人谦虚正直，有自知之明;做官爱国恤民，廉洁勤政;做事端正、明白、谨慎，是以杜受田为代表的杜氏族人一直秉持的人生信条，传递着博大精深的做人、做事、做官之道。
二十三、武勇忠诚——丁宝桢
丁宝桢，字稚璜，清咸丰三年（公元1853年）24岁时中进士。同治五年（公元1867年）调山东按察使，迁布政使，晋级巡抚。1868年丁宝桢奉诏勤王，率鲁军一日百里急行军，大胜，立解北京之危。同治皇帝在惊魂初定之后，一连下了7道圣旨，嘉奖他的武勇忠诚，赐孔雀翎一品冠带，加太子少保衔，赏紫禁城骑马。丁宝桢为官清正廉洁、不畏强权，一生刚直不阿。在任上，他做了许多老百姓拍手称快，却令政坛朝野震动的大事。光绪二年（公元1876年）丁宝桢任四川总督。其时四川早已百业破败，官场黑暗，民不聊生。成都官员惊闻丁宝桢赴任，欢迎的队伍足足排了半里之长。结果丁宝桢轻车简从，早已回了总督府。他上任后，艰苦朴素。率先垂范，四川官场由此官风大变，渐渐以俭养廉，廉俭之风日甚。他不畏权势，清正廉洁、缉捕盗匪，整顿社会秩序，颇受百姓爱戴。丁宝桢任四川总督的最大功绩，莫过于大修和维护都江堰。他到任的第二年四川即遭水患。这位封疆大吏轻衣简从，深入灾区，日夜慰问、救助灾民，因而老百姓尊称他为丁公。他奏准朝廷动用库银9万两，大修都江堰，此次大修，工程之大，在都江堰岁修史上可谓空前。动用灌区十余县民工数万人，丁宝桢也因此驻扎灌县。施工期间，丁宝桢冒着严寒，十余次亲赴工地与民工一道同吃同住，现场督查，极尽辛劳。后来，灌区老百姓干脆亲切地称他丁鱼嘴。有一道菜叫宫保鸡丁，就是丁宝桢用头一顿饭吃剩下的窝笋丁、花生米、鸡丁等烹饪而成，这道菜在很多地方也被誉为“清官菜”。1886年，一生辛劳的丁宝桢死于四川总督任上，朝廷追授太子太保。可是，谁也没有想到，这位一方诸侯，位尊权重的封疆大吏，死后清点遗物时，府内不仅没有一件古玩珍宝，连像样的家具也不多，竟清廉得钱财皆无，只剩下满柜书籍、一些笔砚和敝旧衣物，最后还是藩台拨银、僚属和绅民含泪集资，始得成丧，棺木出城时，上万百姓泪如雨下，扶老携幼送行，声动蓉城。灌区百姓深感丁宝桢的厚德，他死后，万众奔走，挥泪集资在二王庙侧，建起了一座丁公祠，朝夕焚香叩拜，祠前撰有一联感人肺腑：东流不尽秦时水；西望长陪太守祠。
二十四、以德为先——戚继光的选将之道
戚继光（1528年1588年），世袭登州卫指挥金事，明朝抗倭名将，杰出的军事家、书法家、诗人、民族英雄。他在东南沿海抗击倭寇十余年，训练出一支让倭寇闻风丧胆的戚家军，先后歼灭倭寇数万人，为平息东南沿海的倭乱建立了不朽功勋。戚继光的军事理论中，最有特色的是对将领培养、使用和对士兵选拔、训练等问题的思考，其中蕴含着丰富的廉政思想。他认为，将领必须德、才、识、艺兼备，其中“练心”最为重要，主要表现在光明正大、以实心行实事，严以律己、宽以待人，不惑于声色财货等方面。戚继光选取士兵的标准很高，不仅要求身体素质好，还坚决不用油滑奸巧之人。他认为，对士兵的各项训练中“练心”即思想教育尤为重要，教育、鼓励、关心、感召等，都是“练心”的重要内容。为将以德、爱护士卒、刚正清廉、严肃军纪，戚继光的这些廉政思想对于造就英勇无畏的戚家军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今天，对广大党员干部而言也是非常有借鉴意义。
二十五、天下财政在胸中、官无长物唯清廉——陈宗妫
陈宗妫（1854年—1922年），字麓宾，清末财政大臣，授度支部左丞，协同重臣翁同稣执掌全国财政。1900年，八国联军进犯北京，慈禧率幕僚西逃长安，陈宗妫冒着生命危险留守北京。同年11月，他因财政事宜奉诏赴长安。当时，慈禧和大臣们正为找不到赋税及财政征收册籍作难，陈宗妫到来后即奉上急需的档案材料，并对所提问题对答如流。大学士张之洞奏谓：“天下财政在陈部郎一人胸中”。陈宗妫深得赏识，升授左丞，晋爵二品，后被委派考察日本财政，查核各省大清银行，调查南方财政，并在上海开办国家银行。陈宗妫虽长期管理财政，经手银两无数，但始终为官清正廉洁，一尘不染。据《东阿县志》记载，陈宗妫“居官廉介自持清廉之声，朝野皆知”。凡人馈送冰炭敬等，概不收受;创办银行期间也拒领应得的车马费。同时，他严以律己，回乡探亲时离村很远便弃轿步行进村，不摆官架子;晚年归乡后，还用节省下来的俸禄，为本村盖起了一座小学。“遍地情怀同野马，还乡况味问河鱼。官无长物身粗健，缓步懒骑湖上驴。”这是陈宗妫辞官乡居时所作的《辞归故里》一诗，寥寥数语勾勒出一个淡薄功名、造福乡里的官员形象，也是他为官清廉正直的自我期许。
二十六、不惜惟我身先死——邓恩铭
邓恩铭（1901年1月—1931年4月5日），中共一大代表。1922年1月，邓恩铭赴莫斯科参加重要会议，给他留下深刻印象的是当时那里实行的每日面包分配标准即红军士兵2磅、工人1.5磅、机关人员1磅、共产党员0.75磅。就此，他明确了一个共产党员应该做出的表率作用，终生以此要求自己，一直保持着勤俭的生活作风。邓恩铭还坚决同党内贪污腐化现象作斗争。任山东省委书记时，发现时任省委领导成员之一的王复元贪污党费，对此及时制止，并开除王复元出党。后来，邓恩铭因王复元叛变出卖被捕入狱。1930年，他在狱中最后一封书信里写下了《诀别》一诗：卅一年华转瞬间，壮志未酬奈何天;不惜惟我身先死，后继频频慰九泉。这首诗既是嘱托，更是邓恩铭留给后人的宝贵精神城官。富。1931年4月5日，邓恩铭在济南英勇就义。
二十七、任何时候都不搞特殊化——焦裕禄
焦裕禄（1922年8月16日—1964年5月14日），河南省兰考县原县委书记。他是人民的好公仆，是县委书记的榜样，也是全党的榜样。艰苦朴素、廉洁奉公、“任何时候都不搞特殊化”的道德情操是焦裕禄精神的鲜明特点。从参加革命工作到当县委书记，焦裕禄始终保持着艰苦奋斗的革命本色，并严于律己，拒绝向组织申请救济粮票，从不利用职权为自己和子女、亲属谋取任何好处。焦裕禄不仅自己以身作则，还对子女极其严格。“任何时候都不搞特殊化”是焦裕禄家风中最闪光的遗产。因发现小学四年级的儿子自持“县委书记的孩子”身份看“白戏”后，焦裕禄对其进行了严厉批评，第二天亲自带着孩子去剧场认错、补款。并以此为鉴举一反三，制定了《干部十不准》，其中的每一个“不准”都是对领导干部特权思想的约束和批评。焦裕禄已经离开我们56年了，但亲民爱民、艰苦奋斗、科学求实、迎难而上、无私奉献的焦裕禄精神，过去是、现在是、将来仍然是我们党的宝贵精神财富，永远不会过时，永远值得我们学习。
二十八、身有三件宝——何叔衡
何叔衡（1876年-1935年2月24日），字玉衡，号琥璜无产阶级革命家，是中共一大代表、中国共产党创始人之一。何叔衡身上随时背着三件物品——布袋子、手电筒和记事簿，号称“三件宝”。每次外出考察或查案，这“三件宝”就伴随他起早摸黑、走村串户。白天他和群众在田间地头边干边谈，晚上他召集部分干部群众座谈，没几天工夫就掌握了很多材料。回到瑞金，他的布袋子必定装得满满的，里面要么是各种证据，要么是各项工作材料。东西虽多，却条理清楚、杂而不乱。在各路人马返回检察部对材料进行汇总整理中，他发现有相当一部分县、区政府，单靠行政命令去解决问题，有的甚至吞没公款，多吃多占，贪污腐化。何叔衡认为，这些问题如不及时解决，将直接威胁到苏维埃政权。他随即将这些情况向毛泽东、项英等同志作了汇报，引起了他们的高度注意。1932年2月1日，中央人民委员会召开第八次常务会议。会上，何叔衡将了解到的情况作了全面汇报，并提议：中央政府要立即对那些对上级命令、国家法律疏忽懈怠的行为和一些贪污腐化分子给予严厉打击。这一建议得到与会者的一致赞同。接着，人民委员会发布第五号命令。命令指出:“这些工作的检察，刻不容缓，各级必须坚决执行。各级政府应绝对执行这一工作，不得稍有玩忽和怠工。”人民委员会的指令发出以后，何叔衡又带着他的“三件宝”，率领人马深入到各地基层，进行检察、督促、落实。对那些初犯或情节不甚严重的，何叔衡尽力争取教育，他将毛泽东穿过的一双打满补丁的线袜带在身边，用以教育干部，使许多同志深受感动;对那些不称职的干部，坚决撤销他们的职务;对贪污犯罪分子，则予以严厉打击。在中央苏区惩腐肃贪运动期间，何叔衡背着他的“三件宝”厉行反腐，取得了卓越成效，沉重地打击了贪污腐败分子，被广大群众誉为“苏区包公”“何青天”。毛泽东高度赞扬：“叔翁办事，可当大局。”
二十九、陈毅：“手莫伸,伸手必被捉”
陈毅（1901年8月26日—1972年1月6日，自1927年参加“八一”南昌起义，为创建人民军队创建新中国作出了一份光荣的贡献。“手莫伸，伸手必被捉。党与人民在监督，万目睽睽难逃脱。”这是陈毅诗作《手莫伸》中的名句，也是他一生的座右铭。从参加革命到后来作为党的高层领导干部，陈毅从未向党向人民伸过手。党需要他去哪里，他就去哪里;党分配的工作，他从不讨价还价。在社会主义建设时期，陈毅先后在上海、华东、中央政府任领导工作，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做了奠基性的、探索式的工作。陈毅经常对部下强调：共产党的部队，纪律一定要严!为了坚持长期游击战争，陈毅经常深入各地检查指导工作。有一次他去南雄县检查工作，恰好碰到交通员给南雄县游击队送来上百套单衣，说是委托缝纫店老板做的。陈毅问给了钱没有，交通员说：“财佬的钱，我们用了就算了。他一个资本家，也不缺这200块银洋。”陈毅听了顿时严肃地说：“同志，这可不光是钱的问题，是党的工商业政策。我们是靠政策得人心的，在百姓中的信誉，是我们的命根子!”他亲自派人把200块银洋给缝纫店老板送去。该店老板后来对人说：“共产党游击队讲信誉，确实信得过。解放战争期间，陈毅率部攻打上海，他规定部队入城后一律不得进入民宅。有些干部想不通，说遇到下雨、有病号怎么办?”陈毅坚持说：“这一条一定要无条件执行，说不入民宅，就是不准入，天王老子也不行!这是我们人民解放军送给上海人民的‘见面礼’!”解放上海的战役结束了，枪声停止后的第一个清晨，当上海市民打开家门时惊奇地发现，马路两边湿漉漉的地上睡满了身穿黄布军装的解放军战士，这一景象深深震撼了上海市民。“手莫伸，伸手必被捉”，这是当今每一名党员干部要牢记的道理。不论身处何地、位居何职，都要时刻以此句提醒自己，努力做到不为名所累、不为利所缚、不为权所动、不为欲所惑，真正做到自重、自省、自警。
三十、党风问题必须抓紧搞，永远搞——陈云
陈云（1905年6月13日—1995年4月10日），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政治家，杰出的马克思主义者，中国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开创者和奠基人之一，党和国家久经考验的卓越领导人。1978年12月到1987年11月，陈云担任了两届中共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第一书记。他以对党的忠诚和丰富的经验，为党风廉政建设作出了重要贡献。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陈云深刻总结历史经验、正确判断面临的形势，提出了执政党的党风问题是有关党的生死存亡的问题的著名论断，强调：“党风问题必须抓紧搞，永远搞。”这成为那一时期党风廉政建设的警世之言。1979年1月4日，陈云主持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第一次全体会议开幕会，明确指出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的基本任务，就是要维护党规党法，整顿党风。在陈云主持下，全会着重研究了维护党规党法，搞好党风的问题;讨论并拟定了《关于党内政治生活的若干准则（草案）》等文件。《准则》于1980年2月党的十一届五中全会上正式通过。陈云严于律己，率先垂范。他一生粗茶淡饭，衣着简朴，一件1961年买的衬衣，一直穿到1995年去世，足足穿了34年。1959年春，陈云经检查患有严重的心脏病，夫人于若木一直陪伴照应着。陈云嘱咐：“我在疗养期间你陪伴着我，不能拿单位的工资”。于是，按照陈云要求，于若木把单位发给她的年零三个月工资总共2208元全部退给了单位。陈云在党风廉政建设方面的思想和实践，充分体现了他坚定的理想信念，崇高的党性修养，光明磊落的胸怀。他留下的精神财富，是中国共产党人的无价之宝，永远值得我们学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