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题党课：跟着毛泽东学领导

毛泽东缔造和领导了一个党，一支军队，打下了一个天下。毛泽东的领导艺术从实战中来，到实战中去，所以实践性很强，可以因时而异，因人而异，灵活运用。

　　在新中国诞生前夕，周恩来就提出要“学习毛泽东”。今年是建党100周年，是毛泽东诞辰127周年，学习好、领会好毛泽东的领导艺术，对于加强党员干部能力修养，指导、推进我们的工作，都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

　　一、谋大局

　　在土地革命时期，红军战士缴了一个银制的手枪，非常的精致，于是层层上缴给毛泽东，毛泽东说：“难道我毛泽东用这个手枪吗?”为什么毛泽东就不能用手枪呢?大家都喜欢得不得了。毛泽东说他是指挥员，指挥员主要是指挥的，决策的，而战士才是战斗员，才用枪。

　　毛泽东不是真的不用枪，而是通过这件事说明一个道理。领导干部要谋大局。谋好大局，出台一份好的决策，就要善于调查研究、善于把握重点和善于发扬民主。

　　（一）善于调查研究

　　1929年至1930年上半年间，党内存在着"左"倾思想和"左"倾政策。1930年5月，毛泽东针对这种情况，在江西寻乌进行了20天的调查，找来了一部分中级干部，一部分下级干部，一个穷秀才，一个破了产的商会，一个曾经在县衙门中管过钱粮的，已经失了业的小官吏。

　　他们向毛泽东提供了许多闻所未闻的知识，毛泽东根据这些人提供的材料，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对该县的阶段情况、经济生活等作了详尽的解剖，求得对中国农村的普遍性认识,写下了名为《调查工作》的这本书。

　　当时，这篇文章由闽西特委翻印，在红四军中和中央苏区革命根据地广为传播。由于作战频繁，这本书在反"围剿"中失传了。但是在革命队伍中，无论是干部，还是士兵，都知道了毛泽东的一句名言："没有调查，没有发言权"。

　　蒋介石认为谁有了北京、武汉、重庆、广州等几个大城市，谁就有了全中国，最初看这个观点确实没有错。但是毛泽东经过对中国农村的普遍了解，发现当时的农村是范围最大的，大城市毕竟是少数。所以毛泽东认为谁有了农村，谁就有了全中国。经过调查研究，毛泽东的这句话就更对了。

　　毛泽东领导的湘赣边界秋收起义，在攻打长沙受挫后，把部队部队带到了井冈山，从此走上了“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道路。为了获得广大农民的支持，1927年，毛泽东在文家市喊出了“打土豪、分田地”口号标语。毛泽东从1928年3月开始，在酃县的中村，正式开展了“打土豪，分田地”的革命斗争，把中村当作一个试点，同时他的弟弟毛泽覃则在宁冈大陇也进行了分田的试点。

　　至1928年5月，湘赣边界党的一大正式召开，会议决定成立湘赣边界工农兵政府，并在各级政府设立土地委员会或土地委员，明确提出“深入割据地区的土地革命”。

　　为了做好分田地工作，毛泽东则三到永新塘边，亲自作永新调查并指导分田运动，制定了“分田临时纲领”十七条。按照实际情况决定工作方针，这是一切共产党员所必须牢记的最基本的工作方法。

　　毛泽东常用“解剖麻雀”来比喻调查研究。说要了解麻雀，并不需要把天底下的麻雀通统捉来，一一解剖，才能知晓，只要解剖一两个麻雀就够了。这种“解剖麻雀”的方法，也就是要通过对个别有代表性的地方、单位甚至个人的调查，以求得对普遍情况的了解与掌握。

　　1956年9月25日，毛泽东号召领导机关的负责同志要学习着“解剖麻雀”，亲自调查一两个农村，解刨一两个麻雀，以取得经验，从而正确的指导工作。

　　1957年，福建省上杭县农民赖茂基，把自己珍藏了27年的油印小册子《调查工作》，作为革命文物贡献出来。

　　毛泽东听到这个消息异常高兴，说就象失散了多年的“孩子”又回到了自己的身边。1964年6月，《调查工作》收入《毛泽东著作选读》公开发表，毛泽东为它改了一个名字叫《反对本本主义》。

　　《反对本本主义》是毛泽东多年从事调查研究工作的实践经验和理论概括，从思想理论上阐明了调查研究在领导工作中的重要意义和科学方法，批判了当时红军队伍中一部分人安于现状，不求甚解，墨守成规，迷信“本本”，而不愿到群众中去作实际调查研究的错误倾向。可以说，坚持调查研究，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实际结合起来，是毛泽东领导艺术的精华所在。

　　（二）善于把握重点

　　红军长征的时候，走到云南扎西镇，就明显感觉走不动了，为什么?上海地下党的同志费了很多心血从德国买了台X光机，战士们中弹负伤后，就用X光机投射，以确定弹片位置进行手术。大家视其为宝贝，最多的时候一个排的兵力抬着它，护着它。

　　毛泽东要把X光扔掉。大家就疑惑了，以后得病了怎么办?毛泽东认为命都没有了，X光机有什么用?扔掉X光机，丢掉“坛坛罐罐”，将来我军打胜仗了会送来更好、更多的X光机，保住有生力量才是最重要的。

　　中央红军就在扎西经过精简缩编，卸下了背上的“包袱”，甩掉了“坛坛罐罐”，精简了机构，充实了连队，增强了部队的战斗力和机动性。红军战士精神抖擞，轻装向东前进，破娄山夺遵义，取得长征以来的一次大胜利。

　　善于把握重点就是抓住主要矛盾，抓住中心环节，兼顾全局，是毛泽东领导艺术的核心。毛泽东指出：“研究任何过程，如果是存在着两个以上矛盾的复杂过程的话，就要用全力找出它的主要矛盾。捉住了这个主要矛盾，一切问题就迎刃而解了。”他批评道：“万千的学问家和实行家，不懂得这种方法，结果如堕烟海，找不到中心，也就找不到解决矛盾的方法。”这真是一针见血之论。

　　在解放战争中的辽沈战役中，东北人民解放军拥有野战部队70万人，地方部队30多万人，而国民党军队共约55万人，我军兵力几乎在其2倍。时机就到了，毛泽东认为如果不趁这个时机将国民党卫立煌的精锐部队歼灭，使其逃窜后，对接下来的解放战争会带来很大的后患。

　　毛泽东便下了大决心，要求东北野战军主力不惜冒巨大风险，长途奔袭打锦州，“而置长春、沈阳两敌于不顾”。果然，锦州一解放，东北同关内的联系一切断，北面的沈阳和长春两问题便“迎刃而解”了。

　　集中力量解决主要矛盾这个道理，明白容易，真要做到却十分不易。毛泽东同志谈战争问题时说道：“集中兵力看来容易，实行颇难。人人皆知以多胜少是最好的办法，然而很多人不能做，相反地每每分散兵力，原因就在于指导者缺乏战略头脑，为复杂的环境所迷惑，因而被环境所支配，失掉自主能力，采取了应付主义。”结果，受许多次要因素的牵扯，分散力量，处处应付，四平八稳，下不了大决心，也就做不出大事来。

　　毛泽东同志指挥作战时，同样经常面对复杂的环境。他总是强调要服从全局，按照解决主要矛盾的需要，大踏步前进或后退，必要时不惜下壮士断腕的决心，以求得全局形势的有利发展。

　　解放战争中国民党军队向延安大举进攻，当时解放军兵力在这里处于绝对劣势，毛泽东同志断然决定撤出延安。这样做当然要付出不少代价，一些干部想不通。毛泽东同志告诉他们，要从大处着眼，权衡主次得失。他说：“我军打仗，不在一城一地的得失，而在于消灭敌人的有生力量。存人失地，人地皆存;存地失人，人地皆失。敌人进延安是握着拳头的，他到了延安，就要把指头伸开，这样就便于我们一个一个地切掉它。”这是何等的睿见和气魄!以后的事实证明，他的决断是完全正确的。

　　当然，主要不等于唯一，集中力量解决主要矛盾不等于对其他方面的问题统统丢开不管。毛泽东同志提出要“学会‘弹钢琴’”，在民主革命时期，毛泽东同志一方面强调中心工作是军事和打仗，另一方面又号召做好其他革命工作，如发展生产、搞活经济、政权建设和思想政治工作、组织工作、宣传工作、统战工作。井冈山斗争时期、中央苏区时期、延安时期都是如此，毛泽东同志身体力行、以上率下，为全党作出表率。

　　在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十大关系”的处理，就是毛泽东同志“弹钢琴”的集中体现，通过处理好经济建设、国防建设和政治关系、国际关系、民族关系等主要矛盾关系，推动了社会主义建设扎实有序开展。

　　（三）善于发扬民主

　　1962年1月30日，毛泽东在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上说：“刘邦，就是汉高祖，他比较能够采纳各种不同的意见。”比如，采纳了郦食其夺取陈留县的意见;听张良劝说，封韩信为齐王;楚汉划界鸿沟后，听张良、陈平之劝，趁机追击引兵东向的项羽;称帝后欲建都洛阳，听刘敬建议，入都关中长安。刘邦能够作出这些正确的决策，与他善于采纳不同的意见密切相关。相反，项羽失败，就是由于他“不爱听别人的不同意见”，“他那里有个范增，给他出过一些主意，可是项羽不听范增的话”。毛泽东说这些话，就是希望领导干部吸取项羽的教训，而向刘邦学习“豁达大度，从谏如流”。

　　毛泽东的《党委会的工作方法》一文中蕴含的两个重要思想值得当前学习和借鉴：一是发扬决策过程中的民主。即通过决策前的调查研究广泛听取群众意见，这实际上是发扬人民民主;党委内部实行集体领导、集体讨论决策，这是党内民主。二是决策民主化的最终目的是在民主基础上集中正确的意见，提高决策效率。这与西方政党之间相互掣肘、互相拆台、内耗严重不同，中国共产党具有集中统一的独特优势。

　　《党委会的工作方法》的核心内容是坚持民主集中制。对于民主集中制，毛泽东还有另一个说法，即多谋善断。多谋，就是民主;善断，就是集中。

　　毛泽东在进行决策时，善于借助多个外脑，既有普通群众又有资深专家;既有党外人士，又有党外同志。外脑多了，代表性就提高了，方方面面的意见建议就可以反映到决策内容中去了。

　　出主意的既可以是领导者，也可以是你的下属，也可以是你的老师，任何人都可以给你出主意。所以，领导是在你的部门“选主意”的，把别人的主意和你的主意放在一起来选。

　　对此，毛泽东有很多以身作则的例子。1948年，当粟裕对中央军委已经决定的“渡江作战方案”提出不同意见时，毛泽东专门请他去说明，最后采纳了他的意见。1949年，当毛泽东主持“国旗”方案的讨论时，本来他已经对另一种方案有了一定的倾向，但是，当听到张治中的意见后，又重新组织讨论，集合群智共识，最终确定了“五星红旗”方案。

　　在毛泽东心目中，集体决策、分工负责是党委会的一个根本原则。“班长”和委员之间要能互相谅解。“书记和委员，中央和各中央局，各中央局和区党委之间的谅解、支援和友谊，比什么都重要。”

　　日常工作中，“党委各委员之间要把彼此知道的情况互相通知、互相交流。这对于取得共同的语言是很重要的。有些人不是这样做，而是像老子说的‘鸡犬之声相闻，老死不相往来’，结果彼此之间就缺乏共同的语言”。彼此尊重、密切协作、步调一致，既是党委会工作的要求，又是实现集体领导的必要途径。

　　他强调的是党委书记在班子团结中要负主要责任。书记、副书记不善于处理自己和委员之间的关系，就很难把这“一班人”指挥好。如果这“一班人”动作不整齐，就休想带领千百万人去作战、去建设。

　　领导干部要善于把握决策规律，倾听各方意见，集中大家智慧，按照规范程序民主决策，进一步提升决策的水平和层次，最大限度地防止和减少决策的盲目性、被动性和重大失误。

　　二、用好人

　　毛泽东在抗战初期指出：“只有依靠成千成万的好干部，革命的方针与办法才能执行，全面的全民族的革命战争才能出现于中国，才能最后战胜敌人。”

　　毛泽东称赞过唐朝的武则天，说“武则天确实是个治国之才，她既有容人之量，又有识人之智，还有用人之术”。其实，这也是他的用人之道，是他个人对“用干部”的总结，他本人正是这样做的，从而才使他成为知人善任的能手。

　　（一）要有识人之智

　　“识人之智”，其实就是毛泽东说的“善于识别干部”。毛泽东所处的时代，乱治交织，人才的标准也与古代大为不同。他曾引用白居易的“试玉要烧三日满，辨材须待七年期”诗句，来说明识人之难。

　　他看人形成了一种独特的眼光。毛泽东重“才”更重“德”，尤其强调“德才兼备”。德，即政治觉悟、道德品质和思想作风，不同时代赋予德的内容不尽相同。在毛泽东看来，“德”是统帅，是灵魂，是管政治方向和政治观点的。

　　毛泽东也曾说：“必须善于识别干部。不但要看干部的一时一事，而且要看干部的全部历史和全部工作，这是识别干部的主要方法。”比如，他根据多年来对罗荣桓的观察，作出判断：“荣桓同志是个老实人，可又有很强的原则性，能顾全大局，一向对己严，待人宽。做政治工作就需要这样的干部。”

　　井冈山斗争时，毛泽东就发现了他许多可贵的品质：凡是要求战士做的，自己首先做到;打仗时冲锋在前，退却时掩护在后;行军时为病号扛枪，宿营时下班查铺。于是就让罗荣桓当了红四军政委，上任后果然不负所望，把红四军的政治工作包括后勤工作做得有声有色。

　　毛泽东曾提出六条“贤才”的标准，即“能否坚决地执行党的路线，服从党的纪律，和群众有密切的联系，有独立的工作能力，积极肯干，不谋私利”。不难发现，其中，只有一条是“才”，其余都属于“德”的范畴，就是说，政治、能力，不能缺一，但以政治为主。

　　林彪被任命为红四军军长时，只有23岁。1928年4月28日，林彪随朱德、陈毅部与毛泽东秋收暴动所部等会师井冈山。毛泽东下山迎接时见林彪在路边给部队讲话：“这个土匪，那个军阀，只要有枪，就有块天下。我们红军也有枪，红军也能坐天下。”次日，毛泽东让林彪给井冈山红军做《红军能够坐天下》的报告。

　　5月25日，会师的部队改称工农红军第四军（简称红四军），21岁的林彪就任12师28团1营营长。两年后，林彪就任红1军团第4军军长。领导者对人才要有敏感性，很多时候，很多情况下，缺的不是人才，而是眼光。显然，毛泽东看人的眼光是很敏锐的。

　　作为新时代的领导干部，就要注重在改革发展稳定的实践中考察和识别干部;把完成重大任务、应对重大事件作为检验和考察干部的主战场，作为识别和使用干部的主阵地;识别和评价干部的政绩，要做到全面、客观、真实、科学，防止片面性和简单化。只有全面识别干部、动态识别干部、科学识别干部，我们党才能造就今天大批有理想、有才干、有能力的高素质精英，才能夺取明天改革发展稳定的更大成就。

　　（二）要有用人之术

　　美国企业家查雪尔曾说：“授权，是一个事业的成功之途。它使每个人感到受重视、被信任，进而使他们有责任心、有参与感，这样，整个团体同心合作，人人都能发挥所长，组织也才有新鲜的活力，事业方能蒸蒸日上。”

　　毛泽东“用干部”就非常善于授权，“用则不疑，疑则不用”，即注重发挥下属的主动性和创造性。在战争年代，他给前方将领的电报和指示，很多都写有“请酌办”、“望机断行之”、“请按实情决定”等语句，甚至专门嘱咐“临机处置，不要请示”。毛泽东曾三赋粟裕指挥决断权，称"不要请示"，最终都取得了战争的胜利。

　　而蒋介石在战役指挥时下达的电文里充满了“务必”、“限于”、“特令”等严厉词句，甚至常常强调“倘有延误，决按军律从严惩处，不稍宽待”。据说当年在国民党军将领之中曾流传一个段子，那就是，"没有老头子的命令，前线的一个师长不敢调动门口的哨兵"。段子固然可笑，但蒋介石的这个指挥风格也被彰显无遗。有关蒋介石"越俎代庖"的实例，几乎信手拈来!淞沪会战期间，第9集团军司令张治中打着打着，突然发现原本归自己指挥的18军找不见了。一番打听之后才知道，原来是被"蒋先生"调走了，而自己却被蒙在鼓里。

　　一些大的战役，蒋必亲自遥控指挥，通过电报、电话，频频传布命令到前方，不仅越级指挥集团军和军，甚至直接指令到团、营一级。

　　辽沈战役中与东北卫戍司令卫立煌意见相左，硬性指挥沈阳的廖耀湘兵团西进解锦州之围，结果导致东北国军最精锐的廖耀湘兵团12万人一夜之间灰飞烟灭，其中包括去过缅甸战场的全部美械装备的国民党五大主力之一的新六军。廖耀湘兵团的灭亡直接导致了沈阳的解放，东北国军几乎全军覆没。

　　淮海战役中蒋介石命令西撤中的杜聿明30万人南下解黄维兵团之围，结果导致杜聿明大军被包围，冰天雪地20多天后17万人被俘，黄维兵团亦被全歼，如果没有蒋的瞎指挥，估计还能跑出去几个兵团，淮海战役结束。

　　古人云，将在外，君命有所不受。战场上形势瞬息万变，只有前线指挥最熟悉，需要临场发挥，当机立断。如果对第一线的将领规定过死，势必束缚他的手脚，不敢负责，造成贻误战机。

　　蒋介石虽然为军事科班出身，其属下也战将云集，但在具体的战役指挥上，他却总是疑心重重，不善于“授权”，反而横加干预，这不能不说是他失败的一个重要原因。

　　唐朝的陈子昂曾提出“用人四忌”，即“好贤而不能任，能任而不能信，能信而不能终，能终而不能赏，虽有贤人，终不可用矣”。毛泽东与蒋介石可以说是这“四忌”的两个相反的典型。

　　（三）要有容人之量

　　彭德怀指挥的百团大战，在抗战时期激励了全国人民将抗战进行到底的信心，但在战斗指挥上也出现了一些失误，造成了参战部队十分疲劳和伤亡过大，因而在延安整风中受到党中央的批评，彭大将军为此十分难过。

　　毛泽东注意到了这一点，在党的七大时，当彭德怀对毛泽东说“华北抗战基本上执行了正确路线”时，毛泽东肯定地说：“华北抗战是执行了正确路线，而不是基本上!”彭德怀又说：“百团大战后期，在反‘扫荡’战斗中，太行山区有两个旅打得比较艰苦些。”毛泽东又从积极方面予以肯定地说：“锻炼了军队。”这些话既是对彭德怀抗战时期工作的肯定，也是对他受到批评的一种安慰，体现出毛泽东不以一眚掩大德的识才爱才的宽阔胸怀和崇高品质。

　　人才在成长发展过程中不可能每一时每一事都能做得十全十美、白玉无瑕，有些人才甚至表现为优点很突出，缺点也很明显的“峰高谷深”、两头冒尖的特征，这就要求我们对人才的创新思维、民主意识、好胜心强等优长进行正确保护，为其搭建施展才华的舞台，同时又要有意识地对其加强大项工作任务锤炼，使他们在实践中经受磨炼、增长才干，使人才在注重个性培养中促进全面发展。

　　毛泽东常说在用人问题上反对山头主义，同时在实际的人事安排中，又要照顾到山头。比如，对于来自不同根据地的、不同方面军的、不同部门的以及不同工作区域的干部，在任用时他常常注意平衡，避免一派独大，并强调要正确处理“外来干部和本地干部的关系，军队干部和地方干部的关系……老干部和新干部的关系”，还要“善于和非党干部共事”。能不能处理好这些关系，关键就在于是否从党的事业出发，有“容人之量”。

　　他一再强调，所有干部都是“一个父母生的”，是党的财富，不要分彼此;只要是愿意为革命事业出力的人，不管他来自什么地方，不管他是什么出身，即使是自己以前的仇人，与自己意见不一致的人，反对过自己反对错了的人，都要能够不记前仇，捐弃前嫌，团结任用。

　　他十分警惕旧官场中“一人得道，鸡犬升天”的腐败现象，多次告诉秘书：我们共产党的章法，决不能像蒋介石他们一样搞裙带关系，一个人当了官，沾亲带故的人都可以升官发财。

　　这一点蒋介石就做得不好，反而注重古代的江湖做法。比如他与冯玉祥、张学良等很多党政要人都拜过把子，结为所谓的“金兰之好”。但到头来，仍不免分崩离析。再如，他是依靠“黄埔系”起家的。

　　从国民党授衔的将领来看，主要来自“日本士官系”、“保定系”、“黄埔系”。抗战胜利后，“黄埔系”势力达到了顶峰。此外，蒋介石用人还讲究同乡渊源。“浙江帮”横亘整个国民党权力系统。军事系统有胡宗南、陈诚、汤恩伯等，掌握了国民党武器最先进的军队;特务系统有戴笠、毛人凤，整个特务系统简直就是浙江人的天下;党务系统有陈果夫、陈立夫兄弟。

　　相比之下，我们党能够取得全国解放战争的胜利，这与毛泽东有容人之量是分不开的。

　　三、抓落实

　　战国时，赵国名将赵括熟读兵法。在长平之战中，他只知道照搬兵书，不知道变通，结果40万大军全部覆没了。后来人们就用纸上谈兵来比喻空谈理论，不能解决实际问题，也比喻空谈不能成为现实。

　　千忙万忙，不抓落实就是瞎忙;千招万招，不抓落实就是虚招;千条万条，不抓落实就是白条。抓落实，是党的思想路线和群众路线的根本要求，也是衡量党员领导干部世界观正确与否和党性强弱的一个重要标志。

　　（一）抓实组织文化

　　大多数人都有过拔河比赛的体验：人多不一定能取胜，当每队两个人时，两人的合力最多只有两人总力量的90%，四个人时大概只有80%，八个人时可能就只有60%。人越多，总的力量虽然越大，但效率却越低。这是因为大家的力没有使在同一个方向上，所以，要让组织发挥出最大效力，就要让人们的劲往一处使，也就是毛主席强调的：步调一致才能得胜利。

　　那么，如何才能使团队步调一致呢?毛泽东有自己独到的见解：“没有进步的政治精神贯注于军队之中，没有进步的政治工作去执行这种贯注，就不能达到真正的官长和士兵的一致，就不能激发官兵最大限度的抗战热忱，一切技术和战术就不能得着最好的基础去发挥它们应有的效力。”

　　红军初创时期的，成分非常复杂，加上环境恶劣，出师不利，部队的士气一度非常低落。不仅士兵和基层军官失望、彷徨，不知出路何在，就连一些指挥员也发生了动摇，不少人都开了小差。　　对此，毛泽东在《井冈山的斗争》中指出了解决之道：“红军成分，一部是工人、农民，一部是游民无产者。游民成分太多，当然不好。但天天在战斗，伤亡又大，游民分子却有战斗力，能找到游民补充已属不易。在这种情况下，只有加紧政治训练的一法。”

　　毛泽东不仅深入到官兵中间，亲自做思想工作，经常给部队讲党课，旗帜鲜明地反对各种错误倾向，而且注意总结这方面的经验，使之上升为管理理论。

　　经过政治教育，红军士兵都有了阶级觉悟，都有了分配土地、建立政权和武装工农等项常识，都知道是为了自己和工农阶级而作战。

　　第五次反围剿失败后，面临生死存亡的紧要关头，毛泽东在行军的担架上做王稼祥、张闻天的工作，“天天一边行军一边交谈”，利用一切机会让一些犯过“左”倾错误的同志开始觉悟起来。从这些事可以看出，毛泽东已经有了注重从思想上建军，将思想教育作为管理部队基本途径的明确意识。

　　在后来极其艰苦的长征过程中，红军还开办了流动红军大学、列宁室，在征战中也不忘轮训干部，每支部队都有自己的宣传员进行宣传鼓动，营造了一种既严肃紧张又活泼松快的文化氛围。这种健康向上的文化氛围，使官兵净化了灵魂，陶治了情操，促进了凝聚力的增强。

　　红军之所以能够在极端残酷险恶的环境中凝聚为一个坚强的整体去夺取胜利，就是因为他们有着独特的文化，其精髓便是誓死追求真理和坚定不移的共产主义信念;敢闯敢创、勇往直前的大无畏精神;艰苦奋斗、齐心协力的集体主义;坚决贯彻群众路线，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奉献精神。红军的这种独特的文化，是中国共产党进行长期教育训练，并在革命斗争中逐渐树立起来的。

　　在阿里巴巴最为艰难也最为关键的2001-2003年，马云在公司内部就推行过3种“毛式管理”运动。那段时间，马云希望一是以“延安整风运动”来统一价值观、统一理想;二是以“抗日军政大学”来培训干部团队的管理能力;三是以“南泥湾开荒”培养销售人员面对客户应有的观念、方法和技巧，最终达到“把跟我们没有共同价值观，没有共同使命感的人，统统开除出公司”的效果。甚至阿里巴巴的团队和毛泽东当年组建军队一样设有至关重要的政委体系，2003年5月10日，推出的淘宝网上线，事业从此蒸蒸日上。

　　（二）抓实目标管理

　　目标管理流程是：设定目标——逐级分解——管理过程——总结评估。毛泽东是目标管理的大师级人物，首先他设定好目标，共产主义的社会制度是共产主义思想体系的最终目标。

　　对逐级分解目标，他曾指出：“马克思说人比蜜蜂不同的地方，就是人在建筑房屋之前，早在思想中有了房屋的图样。我们要建筑中国革命这个房屋，也须先有中国革命的图样。不但须有一个大图样，总图样，还须有许多小图样，分图样。而这些图样不是别的，就是我们在中国革命实践中所得来的关于客观实际情况的能动的反映。”这里的图样就指的是各种各样的目标。

　　例如，毛泽东把中国革命目标分为最终目标 （远期目标）和近期目标。他从中国具体国情出发，认为中国革命应分两步走，第一步进行新民主主义革命，改变半封建半殖民地的社会形态，建立新民主主义国家;第二步是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完成生产资料私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建立社会主义制度。

　　对于阶段性的目标，毛泽东又往往进一步分解为具体目标。如1947年7月10日，毛泽东对第一年的作战进行了总结，并对第二年做出具体的计划，指出：“第一年我军共歼敌正规军97个半旅，78万人，歼伪军、保安部队等杂部34万人，共歼敌112万人”;“我第二年作战应争取歼敌100个正规旅及大量杂部，使敌由数量上的优势变为劣势，我则变为优势”。

　　实现目标的关键在于管理过程。周恩来曾经指出：“毛主席坚持原则之中有两点值得我们学习：一、坚持方向;二、实现方向。方向的实现，只有一个人懂或者少数人赞成是不成的，要在群众中实现。要实现原则，就要使它具体化，使它能得到多数人的同意，多数人都来执行。”坚持方向就是坚持目标，而实现方向就是实现目标。

　　例如，毛泽东注重将目标转换为口号。1935年12月，在日本帝国主义欲变中国为殖民地的形势之下，毛泽东指出“在以坚决的民族战争反抗日本帝国主义进攻中国总任务之下，首先须在一切政治的军事的号召上与实际行动上，确定‘把国内战争同民族战争结合起来’的方针”，于是他提出“一切不愿当亡国奴的士兵及军队同红军联合起来打日本去”、“工农商学兵联合起来武装保卫中国”、“有钱出钱，有力出力，有枪出枪，有知识出知识，打倒日本帝国主义”等口号。口号以精炼的语言，极易为民众所接受。然后毛泽东充分利用开会、报纸、办墙报等方式进行宣传。

　　由于外部环境的变化等诸多因素的影响，目标在执行的过程中需要进行或多或少的修订。如何修订，毛泽东把群众的需求和意见作为重要标准。他指出：“每当采取一项新的措施时，党内和党外总会有一些人不大理解。但是在实施过程中，必然会形成一种绝大多数人共同的意见，这是因为我们的党始终在注视着党内外的普遍反应，而且还根据人民的实际需要和意见，不断修改我们的措施。我们所有的党组织，从上到下都必须遵守我们的一项至关重要的原则，这就是不脱离群众，同群众的需要和愿望息息相通。”

　　对目标实现程度的考核也是目标激励的重要环节。如何考核?毛泽东曾提出一整套方法，指出：“全面规划，几次检查，年终评比。这是三个重要方法。这样一来，全局和细节都被掌握了，可以及时总结经验，发扬成绩，纠正错误，又可以激励人心，大家奋进。”

　　作为领导者，就必须善于运用目标管理，用目标去凝聚队伍特别重要。一面旗帜树立起来了，大家才能有所趋附。目标就是一面旗帜，最高目标是一种号召力，其力量是不可低估的。这个目标不断地凝聚，就形成了信念，形成信念以后，队伍就能带起来了。

　　（三）抓实纪律约束

　　在长征中，广大红军指战员传唱着一首《红军纪律歌》：“红军纪律最严明，出发宿营样样要记清：上门板，捆卧草，房屋扫干净，借物要送还，损坏要赔偿，解溲找茅坑，不搜俘虏身。三大纪律，八项注意，个个要实行。”朱德后来也回忆道：“长征时我们就是靠纪律吃饭的。”红军在长征中能杀出重围、征服千难万险，与广大红军指战员视纪律高于生命的观念和严守纪律绝不含糊的态度密不可分。

　　1937年，刚刚完成艰苦长征，实现三大红军主力会师的中国工农红军，终于在陕北落下脚来。红军人数除去陕北红军之外，其他三股红军在数量上已经严重萎缩，总共不到4万人。可以想见，那时幸存下来的每一个红军战士，那怕是一个炊事员或者一个马夫，都是革命队伍里弥足珍贵的财富。

　　可就在这个时候，一个战功卓著，遍体伤痕的红军长官，却在个人感情问题上犯下了不可饶恕的罪行。他叫黄克功，26岁，历任红军班长、排长、连长、营政治教导员、师政治部宣传科长、团政委。在二渡赤水的娄山关战役中立大功。延安时期任中国人民抗日军政大学第二期第15队队长、第三期第6队队长。在延安抗日军政大学学习期间，他因逼婚未遂，在延河畔枪杀了学员刘茜。

　　张灵甫，黄埔四期生，国民党军队的上校团长，他枪杀了自己的妻子。同样有过枪林弹雨的经历，同样是因情生恨而杀人，两人受到的惩处却截然不同。处理黄克功一案时，面对许多人刀下留人的请求，毛泽东坚定地说：“共产党与红军对于自己的党员与红军成员，不能不执行比一般平民更加严格的纪律。”黄克功最后被判处死刑。而张灵甫仅仅被关了一年就官复原职，继续掌权领兵。

　　孔祥熙和肖玉璧。前者，是国民政府财政部部长;后者，曾任陕甘宁边区贸易局副局长。

　　1942年2月，美国国会批准向中国贷款5亿美元。美国财政部跟踪调查发现，这笔款中竟有8000万美元直接存入了孔祥熙等人的个人账号。丑闻曝出，舆论哗然，孔祥熙却在蒋介石庇护下照样升官发财。而在共产党一边，1933年参加革命、浑身有90多处伤疤的肖玉璧因贪污挪用公款3050元边区币，被处以极刑。

　　两个政党，两种纪律，两种作风，两种走向。两个领兵人，两个“理财人”的不同结局，深刻揭示了国民党、共产党的本质区别。党要管党、从严治党，一直伴随着中国共产党发展壮大的每一个阶段。

　　孟子说：“无规矩不成方圆。”一个政党没有规矩就不成其为政党;一个国家没有法律就会四分五裂;一个军队没有铁的纪律就无法克敌制胜;一个单位没有制度，就会如一盘散沙;一个家庭不讲规矩就不会和谐;一个人不讲规矩、不守纪律，就会危害社会，伤害群众，走向深渊。

　　正如陈云所指出的，纪律虽然带着强制性，但必须自觉遵守，只有使全体党员自觉地遵守纪律，纪律才能成为铁的、不可动摇的、有效的东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