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我国经济已由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 正处在转变发展方式、优化经济结构、转换增长动力的攻关期，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是跨越关口的迫切要求和我国发展的战略目标。这一段话提纲挈领地指出新时代我国经济发展的要求和战略目标。
一、“高质量”的经济学性质
我们说，将“高质量”作为一个核心概念置于重大政策意涵表达之中，是对经济学的一个挑战。因为什么？在西方主流经济学的学术主体框架中，“质量”基本上是一个被“抽象”掉的因素，一般将其归之于“假定不变”的因素中，或者以价格来替代。简单地说，所谓“优质优价”，就是东西越好价钱越贵。这在西方主流经济学中称为“质—价”对称性假定。但是，这一假定是有条件的。如果质量因素体现在生产效率或规模效益上，即发生工业化生产中普遍的“物美价廉”或“优质平价”现象，那么如何判断和分析经济活动及产品质量的经济学性质，就往往会成为西方主流经济学尽可能回避的问题。比如， 作为高技术产品，今天的智能手机的价格大大低于过去的手提电话“大哥大” 价格，而前者的性能和质量显然不是后者能够与之相比的。这个时候，价格完全无法显示产品的质量水平，即完全不存在“质—价”对称性。这一现象在工业革命之后的工业化时代是普遍发生的，尤其是技术进步和创新纷涌出现，使得这一现象更视乎平常。但是，西方主流经济学却对其视而不见，只是假定在一定时点上，质量高的产品具有比质量低的产品更高的附加价值，静态地建构质量与价格之间的对称关系。
为什么会出现这种现象？自马克思将古典经济学推向理论高峰后，西方主流经济学难以超越，便知难而退，将商品二重性的理论路线在后来的经济学发展过程中向一元化方向并轨，也就是走向了将商品使用价值并入交换价值的路线，而且倾向于以供求关系分析完全取代价值理论。例如，认定产品的边际效用决定其价值，边际成本和边际收益决定其价格，以此作为西方主流经济学的底层逻辑基础。这样，经济学发展和逻辑体系演进就可以走向易于用数学方法进行刻画和分析的方向。通俗地讲，就是可以用数学公式来表达，就像列出公式，经过推导，得出结论。经济学研究方法的数理模型化倾向，使得西方主流经济学对复杂的质量因素尽量回避，经济学研究的抽象方法也尽可能避开了具有很强具象性特征的质量问题。这样一来，西方主流经济学就变得越来越“纯粹”“精确”和“精致”了，所有的经济关系都可以抽象为数量关系，唯一重要的计量单位是“价格”(包括工资、利率等要素价格)，所有的经济变量都转换为以货币单位计量的个量或加总量。所以，西方主流经济学甚至被称为“第二数学”，几乎所有的经济关系都可以由数学来表达，而且认为只有用数学方式表达和刻画的经济关系才是含义最明晰和定性最精准的变量及其相互间关系。
为此，西方主流经济学对于现实经济中存在的质量因素，一般采取两种方式来处理：第一种方式，将不同质量的同一种产品定义为不同的产品，也就是说，只有质量相同的产品算作同一种产品，这样，分析产品供求关系时就不存在质量差异和计量困难了。第二种方式，将产品的差异包括质量差异都归之为“垄断”性因素，实际上仍然是将质量不同的产品定义为不具性能（质量）替代性的产品，正因为这样，质量不同的产品也就相当于不同产品或不具充分替代性的同类产品。对于产品质量，进而对于以此为基础的经济发展质量问题， 西方经济学家往往不愿深入讨论。其根本原因就是现代主流经济学缺乏研究质量因素和质量现象的学理基础，以及以此为依据的分析工具。
西方经济学家当然知道，生产的最终目的是满足人的实际生活需要，即获得有用产品，而所谓“有用产品”实际上包含着强烈的具象性质量特性。但是， 生产的最终目的并非就一定是经济行为的直接目的。而且，如果人们仅仅是生产自己使用的产品，也就是将生产的最终目的完全同化为生产的直接目的，那么，生产力反而会受到极大限制，因为这样的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实际上就否定了社会分工的可能性。因而，人类社会必然走向以分工为基础的交换经济（市场经济），产品成为商品，即为交换而生产的产品。这样，各个生产者的生产目的就从为自己提供使用价值，转变为以向别人提供使用价值为代价，而获得对方提供给己方的使用价值。此时，产品使用价值所体现的质量合意性，就从关注自己消费的产品的质量合意性，变为关注交换对方能否认可和接受产品的使用价值质量。这样，生产者的“自利”动机就不是产品对自己有用，而是可以获得别人提供的交换物的有用性。这种“反转”，由于交换关系的普遍化，产生了交换价值，并开始取代使用价值的地位。而当货币成为交换价值的全权代表时，使用价值就日益落入弱势地位。
当然，这不是说经济学家不知道人的实际动机并非仅仅为了自利，他们完全知道人的行为动机总是很复杂的。英国经济学家马歇尔承认：“当我们说到一个人的活动的动机，是为他能赚得的金钱所激发时，这并不是说，在他的心目中除了唯利是图的念头之外，就没有其他考虑了。”但是，他也明确地说： “经济学一方面是一门研究财富的科学；另一方面，也是研究人类在社会中的活动的社会科学的一部分，这一部分是研究人类满足欲望的种种努力，然而只以这种努力和欲望能用财富或它的一般代表物——货币——来衡量为限。”虽然他也承认“货币从来不是衡量这种动力的完美的尺度”，但仍然认为“如果谨慎小心的话，货币便可成为形成人类生活的大部分动机的动力之相当好的尺度。”可见，西方主流经济学家是“睁一眼闭一眼”的，西方主流经济学所进行的“抽象”和“假设”，只以研究货币可以衡量的现象和关系为限。这种独眼看世界的方法比较方便，但也相当“冒险”，因为它无法全面、透彻地看清世界，弄不好就可能走上歧途。因此，马歇尔指出，西方主流经济学千万不能忘记两个假设条件：“第一，假定其他情况不变；第二，这些原因能够不受阻碍地产生某些结果。”并指出：“亚当·斯密和许多往代的经济学家，依照谈话的习惯，省掉了假设的语句，因而获得表面上的简捷 他们获得了表面上的安心，却是得不偿失。”也就是说，西方主流经济学一方面要尽可能“抽象” 掉使用价值因素，否则很难分析出一个合意的结论，另一方面它又不能无视使用价值。如果引入使用价值及其质量因素，西方主流经济学就会显得很“笨拙”、不精确；而如果无视使用价值及其质量因素，则就如同丢掉了自己的根基。这是西方主流经济学的一个“命门”性难题，也是其理论局限性的体现。
因此，研究高质量发展问题，有必要再回到马克思的商品二重性，看看这一问题的理论根基究竟是怎样的。关于商品价值理论的研究从古典经济学到马克思的劳动价值理论，一直基于二重性的方法论，即认定商品具有使用价值和交换价值的二重性，对两者的关注和关切都不可偏废。换句话说，人类从事生产活动，归根结底当然是为了获得使用价值，以满足人的真实需要。这是一个再朴素不过的常识性事实。而随着真实需要的不断提升和生产能力的相应提高， 产品的使用价值性能也不断提升。在这个根本问题上，马克思始终保持学术定力，将商品二重性理论置于经济学逻辑基底，并始终坚持，使之成为贯彻和决定整个学术体系的“基因”。
按照马克思的逻辑，交换成为普遍现象，特别是发展成以货币为媒介的市场经济时，商品的二重性就显著对立了，而且形成独立的供需双方：提供有用产品的一方为供给方，付出货币的一方为需求方。我们知道，最早是物物交换， 货币出现以后，就变成了从商品到货币再到商品。简单地说，我把生产出来的物品卖出去获得货币，之后拿着货币去买我所需要的商品。这就是马克思以符号形式W-G-W所定义的简单商品交换关系和简单商品经济。这个时候，产品的使用价值质量关注方虽然发生了反转，但双方的最终目的仍然是获得使用价值。而进一步的实质性变化是，从简单商品交换经济演变为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生产和交换的目的再次反转，就不是马克思所说的从商品到货币再到商品，即W-G-W，而是从货币到商品再到货币增值，即G-W-G′。这个时候，交换的目的不再是获得使用价值，而是为了交换价值即货币增值。通俗地讲，就是赚钱。这样就出现一个问题，如果从货币到货币增值中间没有其他环节，那不是更好吗？货币如果能够自行增值，岂不是求之不得的“高招”和“捷径”！这就是所谓“虚拟经济”的逻辑。也就是说，在经济活动和经济发展的原本意义上， 使用价值是生产目的，交换价值即货币是手段，而现在却反转为：使用价值及其质量不过是手段，获得更多交换价值即货币才是目的。而如果能够不要（或省略）使用价值及其质量特性这个手段或工具，也能达到货币增值的目的，那么，使用价值及其质量特性就完全可以被“忽略”了。
当然，在此情形之下，使用价值及其质量特性也并非完全无关紧要，因为在市场经济条件下，虚拟经济归根结底是受实体经济所决定的，实体经济的供求关系是竞争性的，只有当产品的质量能够满足真实需要，才会有更多买家； 只有当买方愿意购买时，卖方才可能获得货币，即实现商品的交换价值。通常情况下，生产和提供产品的供给者众多，卖方的产品交换价值要得以实现，必须要有更具优势的性价比，才能在竞争中战胜对手完成交易过程，这可以称为质量的竞争力，即同竞争对手相比较的质量优势。这就是我们通常所说的物美价廉。可以说，质量竞争力决定产品的价值实现。
商品质量首先关系到产品的物质技术性质。一般来说，物质技术性能越高， 产品质量也越高，竞争力也越强。但经济学所定义或关注的商品质量不仅仅关系产品的物质技术性质。换句话说，产品质量是相对于满足人的实际需要而言的，如果没有人的实际需要，就无所谓产品质量。如果物质技术特性超过实际需要并且导致更高的生产成本和产品价格，也就是质量好，价格贵，没有竞争优势，这样很容易出现产品很好但无人问津的情况，而这并非经济学意义上的高质量。
总之，从经济学的基础理论看，所谓质量，是指产品能够满足实际需要的使用价值特性，而在竞争性领域，所谓质量，同时还是指具有更高性价比因而能更有效满足需要的质量合意性和竞争力特性。需要强调的是，消费者或者说买方的“需要”很复杂，特别是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进步，“需要”也是不断变化。所以，当将这一理解推演到高质量发展的概念时，就赋予了其很强的动态性，在其基本的经济学意义上可以表述为：高质量发展是能够更好满足人民不断增长的真实需要的经济发展方式、结构和动力状态。
二、从高速增长转向高质量发展的理论含义
改革开放40多年来，中国国民经济实现了高速增长，数量和规模的快速扩张是其最突出特征。进入新时代，这样的高速增长完成了其历史使命，中国经济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那么，从经济学的基础理论上分析，高速增长与高质量发展的质态有何异同？两者间的内在关系又如何呢？
从根本上说，无论是高速增长还是高质量发展，其本质都是发展。高速增长，强调的是发展速度，目的是要解决当年贫困落后的面貌。而高质量发展， 就是在数量和规模快速扩张的基础上，实现质量更高的发展。换句话说，高速增长和高质量发展的经济学含义，都是使用价值量的增加，更多的使用价值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需要。
在高速增长阶段，一方面，主要专注的是经济产出即产品和服务的供给量不足上。当时中国经济供给侧的基本特征是：“落后的生产力”。为了摆脱落后，必须加快增长。也就是说，当时中国的高速增长是为了解决“落后的生产力”。另一方面，市场经济的工具理性发挥了强劲的力量，表现为，经济关系中的工具性目标，收入、利润、GDP等，成为社会追求的最重要目标。在这一发展阶段，整个国家表现为亢奋的物质主义价值观倾向，而且对物质成就的追求很大程度上具有或趋向于对货币的强烈欲望。那么在这一欲望的支持推动下， 亢奋的物质主义价值观念和行为倾向很容易蜕变为非理性地追求货币数字的疯狂游戏，导致产生所谓“非理性繁荣”和“泡沫”现象。这就是过度追求，已经离开了发展的本真价值。
我们也要看到，改革开放40多年来，经济发展取得了巨大成就，整个社会和国家由此而实实在在地进步了，富裕了，强盛了。但是在这一过程中，其内在的矛盾和问题也积累并日益显现出来，最突出的就是发展“不平衡、不协调、不可持续”的问题。比如，为了经济高速增长，我们付出了巨大的代价，特别是环境的代价。那么，我们不禁思考，高速增长是为了什么？当经济增长的量的不足即“落后”问题基本解决后，经济发展质量的问题突显出来。
从市场经济的商品二重性角度观察，高速增长转向高质量发展，就是经济运行的目标和动力机制从主要侧重于以交换经济（货币单位）计算的产品总量增加，转向更加注重产品和经济活动的使用价值及其质量合意性。这是不是说， 我们只关注质，而不需要量了？不是。以交换价值所体现的市场经济的工具理性机制仍然具有重要意义，还将发挥重要作用。收入、利润、财富、GDP等仍然是重要指标，关系到经济是否或能否有效运行并取得进步。也就是说，在保证量的前提下，我们要追求质的突破。进入高质量发展的新时代，体现经济发展的本真性质，对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的使用价值面即供给侧的关注，将变得尤为重要，受到更大关切。
总之，在新时代，我们要“不忘初心，牢记使命”，而新时代的经济发展， 就要“不失本真，勿忘质量”。也就是说，当中国历经百年奋斗，终于甩掉了“落后的生产力”帽子，进入生产力已有很大提高的新时代，经济发展的本真性将越来越多地体现在使用价值侧的不断进步，即经济状态的质量面的日益改善。这也就是经济工作要转向以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主线的根本原因。
三、新时代经济发展的新质态
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那么，新时代的高质量发展阶段是一个什么样的质态？我们在经济学的学习、研究和运用上引入了西方主流经济学。刚刚，我们分析了它的一些不足或是在分析具体问题中的一些缺陷。如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美国经济学家理查德·泰勒所说，主流经济学的逻辑可以简单表述为：“最优化+均衡=经济学”。沿着这一方向，并且力图将更复杂的数学方法引入经济学，以体现经济学的“高深”和“精尖”，因而西方主流经济学的形式显得越来越“精致”“优美”，同时却越来越远离复杂现实，失去其本真的研究对象。比如说，用西方主流经济学理论分析中国改革开放40多年来的发展成就，不仅无法说得通，而且还会得出“中国崩溃论”“中国威胁论”等谬论。也就是说，用西方主流经济学的分析范式来分析中国的问题，往往会得出与现实相悖的结论。
越高深的经济分析似乎越是同真实世界无关，西方主流经济学的优美性似乎就是其自身推理逻辑的自洽性。换句话说，用西方主流经济学的这套推论， 只要符合逻辑就可以了。这就是我们平常所说的自娱自乐。可见，西方主流的经济理论和分析范式离现实已经很远了。因此，应对“量”的问题，西方现代经济学似乎可以信心十足地进行得心应手的分析和判断，而一旦面对“质”的问题，经济学就表现出力不从心的窘迫。特别是，当社会经济的“质态”发生了重大变化，在过去社会的“质态”条件下形成的经济学分析方法无论如何精致高级，也难以适应具有新质态的新时代。而且关键还在于：现在所面对的主要不是一般意义上的经济发展质量问题，而是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条件下的经济发展质量问题。也就是说，分析中国的问题，要把它放在中国这一特殊环境中进行，否则很难得出符合现实的准确的结论。所以，要想分析、解决中国的现实问题，就要用脚来丈量大地，把文章写在祖国的大地上。
在市场经济的一定发展阶段，由于工具理性的强劲主导和社会生产力的落后，市场经济的创造使用价值满足真实需要这一性质被抑制了。而进入新时代， 市场经济的这个最终服从于满足人民实质需要的根本性质将越来越显著地显现出来。因此，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新发展理念，就成为新时代高质量发展的新要求，也是衡量是否实现高质量发展的评价准则。而且，新时代的这些要求也本质地决定了经济运行必须是效率和质量导向的，即体现质量第一、效率优先，以实现更高质量、更有效率、更加公平、更可持续的发展。
四、促进高质量发展的体制机制
对于这一问题，很多专家学者都详细讲过，我这里简单提及一下。从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不仅仅是经济增长方式和路径的转变，而且也是一个体制改革和机制转换的过程。由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必须基于新发展理念进行新的制度安排：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上发挥决定性作用， 更好发挥政府作用。
第一，高质量发展依赖于市场价格调节的有效性，其基础性的体制机制要求是，必须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上发挥决定性作用。
第二，更好发挥政府作用是实现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因素。这个问题我们后面详细讲。
五、高质量发展的多维性特征
高质量发展要求区域发展方式和路径的多样性。高速增长阶段主要表现为“突飞猛进”，高质量发展阶段主要表现为“稳中求进”；高速增长阶段主要表现为“鼓励先富”，高质量发展阶段主要表现为“人民共享”；高速增长阶段的关切主要为“GDP居首”，高质量发展阶段更关切“绿色环保”。基于这样的变化，可以预期，中国经济发展的区域态势也将发生深刻变化。而这也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所决定的。
发展质量评价的一定模糊性，反映了发展价值的多维性和丰富性，并且其关切重点从物质成就表象层面逐渐深入到内在实质及体验感受上，这决定了各个地区的发展可以有多种路径选择，致力于发挥比较优势，创造各具特色的高质量表现。发展价值的多维性和丰富性以及各地区的地理差异性还决定了，不同地区有不同的主体功能，并非GDP 高速增长一条道。尽管对于高质量发展， 一定的经济增长速度特别是可持续的增长是必要的，而且是基础性的，但追求高质量发展的优化目标则可以是“各显神通”、“各具特色”的。由于不同的区位、资源和历史条件，各地区的经济增长速度以及经济规模必然会有差别， “高增长”和巨大经济规模并非所有地区都可能达到的目标。总之，中国作为一个超大型国家，各具特点的多样性的区域格局和经济文化特色，是一个巨大的优势，为形成各具特色的高质量发展模式和路径，提供了各色条件和很大选择空间。
六、高质量发展的经济主体及其需要
前面提到，西方主流的经济理论和分析范式存在固有缺陷，其中有一个叫“理性经济人”假设。西方主流经济学中的个体解释相对于社会解释具有逻辑的优先性。换句话说，它是强调个人的，承认个人利益，但不认为有集体的存在，不承认集体利益。美国经济学家劳伦斯·A·博兰认为，在经济学中，任何别的事情都能被解释为个人选择的结果。20世纪著名的经济学大师路德维希·冯·米塞斯认为，离开了个人的行动而可以运行和表明自己的社会的观念是荒谬的。每一个社会的事物都必定是可以以某种方式在个人的行动中认识的。对于西方主流经济学来说，任何一种经济现象都可以通过个人或由个人利益组成的集体行动得到解释。
公共选择理论的两位著名人物，一个是美国经济学家布坎南，他也是在这个意义上强调公共选择理论是把经济学的方法论个人主义引入政治领域，“在正确理解的公共选择观点中，根本没有‘社会目的’、‘国家目标’或‘社会福利机能’诸如此类的东西”。另一个是曼瑟尔·奥尔森在其1965年出版的《集体行动的逻辑》中，仍然是以“理性经济人”为假设前提，认为不存在无行为主体的公共利益，并表示参与私人经济部门和公共部门活动的个人均希望自己行为最大化。一切真实的选择不是集体的选择，而是个人的选择。正是个人的选择，个人才是伦理的主体。正因为如此，方法论个人主义总是拒绝集体选择， 从而用个人选择代替集体或群体选择。换句话说，他们拒绝承认集体利益，拒绝承认社会利益。那有没有人认为有集体选择或者群体选择的存在？有。英国经济学家哈耶克《个人主义与经济秩序》中谈到，哈奇森主张，为了保有群体选择，应当放弃方法论个人主义，至少也应当对它做出修正。但是，西方主流经济学以及专家学者并没有做到，也没有这么去做。
西方主流的微观-宏观范式撇开处于真实社会的人所处的各种社会关系，如价值、文化、制度、环境等因素，把人所在的环境假设成一个没有任何外界因素的抽象，就像物理学中没有任何摩擦力和阻力的真空一样，以确保其假设能够推导出合适的结果以及其所倡导的规律具有严格的逻辑性和普遍性。实际上， 这种结果跟现实社会是有很大差距的。进一步说，在完美的形式逻辑外观下， 西方主流经济学有其内在逻辑缺陷，不仅在逻辑推演中过度依赖于假定条件， 而且有的假定是脱离现实甚至无视真实的，为了贯彻工具理性而往往丢失本真价值理性。自由主义的新古典经济学所构想的经济世界充满了乌托邦式的因素， 在想象的绝对空间中推演出一个完美的乌托邦世界，是人人都完全按经济理性来自由行动的一个一元化的世界，而且这个世界完全可以靠单一规律来描绘出来。这个可能吗？实际上是不存在的。包括一些知名的经济学家也认识到这一点。美国著名经济学家米尔顿·弗里德曼表示，越是有意义的理论，其假设就越不现实。1995年度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罗伯特·卢卡斯认为，经济思想的进步意味着越来越好的、抽象的、类比的经济模型，而不是对世界的好的书面描述。这就是我们前面讲的自娱自乐。因此，西方主流经济学的微观-宏观分析范式，其缺点就是离现实世界太远了，难以用来分析、解释现实社会。
西方的经济理论承认个人利益，不承认集体利益。而中国恰恰相反，中国人民愿意把个人理性的选择权力让渡给集体理性选择的代表——中国共产党， 尤其是在新冠疫情这样的突发事件中，大家服从指挥、统一行动，很快控制住了疫情。而这种行动的逻辑充分说明，社会主义承认集体利益和社会利益是真实存在的利益，并高于个体利益。而且，集体理性的选择可以形成“集中力量办大事”的优势。按照这一逻辑，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学范式承诺中，就需要有一个代表集体利益和社会利益的感知主体和决策主体。是谁呢？中国共产党。自诞生以来，中国共产党在中国革命各个阶段以社会主义革命、建设和改革中发挥了绝对的决定性作用，是其他任何国家和任何主体都无法比拟的。
我们说，用西方主流的经济学理论分析新中国成立以来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的巨大成就，是很难得出符合中国实际的结论的。因为在观察和解释中国经济的理论思维中，如果无视中国共产党的存在与作用，就根本无法理解和解释中国经济发展与工业化进程，就无法得出符合实际的结论。按照西方主流经济学微观-宏观分析范式，中国共产党既不是经济学所定义的微观经济主体，也不是西方主流经济学范式承诺中的“政府”。她的作用不同于宏观经济范式所认定的“宏观经济政策”调控行为。新中国成立以来的发展一个突出特征就是中国共产党的全面领导，特别是对经济发展的领导。我们党在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中直接构建各种制度、经济决策和观念行为。虽然，我们党不是西方主流经济学微观-宏观分析范式中所描绘的诸如“政府”那样的宏观经济调控主体或管制机构，但她的经济地位和功能角色是“超宏观”的，而且具有彻底的影响力。
从各国区域发展的历史与经验可以看出，政府积极有为是区域增长极形成与发展主要动力，而且政府还要在这一历史进程中保证所有参与的市场主体的有序竞争。这一点从我国改革开放以来各地方发展中、各地政府所起的作用中就能看得出来。可见，在我国革命、建设、改革的各个时期尤其是改革开放的历史进程中，各地方政府承担的角色多样性与发挥作用的主导性也是无可比拟、无法替代的。我国区域经济学主要奠基人和开创者陈栋生曾表示，在不拥有市场经济“基因”的特定地区及其特定发展阶段，政府对市场主体形成和市场体系的完善起着决定性作用。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教授、博导李义平也说过， 政府作为不完全计划经济和不完全市场“链接者”的影响是任何主体所无法替代的，地方政府在市场化改革进程中不自觉地扮演着市场主体的角色。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约瑟夫·E·斯蒂格利茨认为，政府是不可或缺的，从来未有过成功的大型经济体政府在其中不扮演重要角色的，而且在那些经济发展最快的国家（比如中国）以及生活标准最高的国家（比如北欧国家），政府扮演的角色尤为重要。这是世界经济的发展和历史现实都证明了的。
当然，中国经济70多年来的发展道路和中国工业化的历史，所具有的创新与探索精神也是其他任何国家都无法比拟的。因此，各国的政治制度、经济体系和政策安排没有最优的模式，有效适应就是最现实的理性选择。而在这最有效的理性选择当中，更大的理论挑战性是，以怎样的创新思维和理论严谨性， 界定作为真实经济主体的“人民”，以及如何使由此确定的人民主体的需要及向往得到满足。那么，不同的个人需要及其满足，与人民需要及其满足之间又有何等关系或关联？我们要是把这个重大问题解决好，那么后面的问题就会迎刃而解了。因此在现实中，“所有人都拥有的产权或享有的权利”并非悖论， “人民”完全可以成为真实的集体利益主体。当人民利益的整体或局部受损益时，其中的群体或个体的感受不仅是真切的，而且可以且必然迅速传递给作为人民成员的众多群体个体。比如，抗击新冠肺炎疫情。那么当人民作为利益主体时，一些成员的严重受损，就会被感受为人民的整体受损，即“人民”主体的损益感受，往往会表现为“一个不能少”的局部-整体关联性特征。比如，我们历史性地解决了绝对贫困问题，全面建成了小康社会。
传统的个体自由选择和公共选择思维和方法，不能适应这样的新形势，需要一种以人民为集合性主体（集体）进行“协调选择”的新思维和新方法论， 以实现集体性的“共享”为根本目标。而共享的主体是“全体人民”，人民利益整体与局部的受损或获益需要在实践中反复权衡，在协调中做出战略性选择决策。无论在时间跨度还是在空间尺度上，社会主义制度的国家对人民主体的利益目标和选择行为的确定与协调，都根本不同于西方主流经济学思维的判断原则和优化准则。也就是说，人民主体可以有“百年大计、千年大计”的目标眼界，而其他利益主体和公共选择不会有这样的理性；人民主体可以有“人类命运共同体”利益的包容性，其他利益主体和公共选择也不会有这样的理性。因此，我们正是从人民利益出发，才能奠定经济发展新理念的逻辑基础，形成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新思维。
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要“坚持新发展理念。发展是解决我国一切问题的基础和关键，发展必须是科学发展，必须坚定不移贯彻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发展理念”。这一新发展理念强调的创新引领、统筹协调、绿色环保、扩大开放，归根到底是要实现人民对发展成果的共享。报告还指出，“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是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我们要激发全社会创造力和发展活力，努力实现更高质量、更有效率、更加公平、更可持续的发展”。实际上，这指出了在新发展理念指引下，新时代经济发展的着力方向和必须遵循的基本行为法则：
——“更高质量”体现价值理性原则。这是由经济发展的本真性质所决定的。如果背离高质量发展的目标和基本法则，经济发展就失去了根本意义。
——“更有效率”体现工具理性原则。进入新时代，工具理性仍将发挥重要作用，但应更具有科学性。在工具理性的各个行为目标中，速度、规模、营利等目标集中体现为效率目标，其中的效率目标最接近于实现本真价值理性目标的要求。
——“更加公平”体现人民主体原则。“人民”作为集合性经济主体，其利益获得感集中体现为公平性。实现人民主体全体成员的普遍公平获益，才能最终达到人民总体福利目标。
——“更可持续”体现和谐永续原则。全面协调以及人与自然和谐共生是经济发展的长久性根本价值，据此可以实现经济发展进程中价值理性、工具理性及人民主体真实获益永续繁衍在新时代中国的历史统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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