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志们：
今年是中国共产党建党100周年。今年2月15日，中共中央印发了《关于在全党开展党史学习教育的通知》，2月20日，习近平总书记出席党史学习教育动员大会并发表重要讲话，他指出：在全党开展党史学习教育，是党中央立足党的百年历史新起点、统筹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战略全局和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为动员全党全国满怀信心投身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而作出的重大决策。总体要求是：全党同志要做到学史明理、学史增信、学史崇德、学史力行，学党史、悟思想、办实事、开新局，以昂扬姿态奋力开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
借此机会，重点讲一下“为什么学党史、党史的基本脉络、党史对我们有什么启示”这3个问题。
第一个方面，为什么要学习党史？
“历史是最好的教科书。”我们学好党史有哪些现实意义？习近平总书记在党史学习教育动员大会上指出，全党开展党史学习教育，是牢记初心使命、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历史伟业的必然要求，是坚定信仰信念、在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必然要求，是推进党的自我革命、永葆党的生机活力的必然要求。沿着总书记所指的方向，我简单发散一下，总结起来，学好党史主要有以下3个方面的现实意义：
一是有助于我们坚定社会主义信仰。从1921年7月23日成立至今，中国共产党发展成为世界上长期执政的最大政党，截至2019年底，共有9191.4万名党员。（1988年，全国组织工作会议上提出发展党员“十六字方针”：控制总量、优化结构、提高质量、发挥作用。今年，党中央决定将适当扩大党发展数量。）
100年来，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艰苦奋斗，使中华民族迎来了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伟大飞跃，创造了中华民族发展史、人类社会进步史上的伟大奇迹。无论是在经济、军事、外交、国防还是在文化、体育、社会发展、生态文明建设等领域都取得了卓越的成就。
军事方面，当国家安全受到威胁时，新中国敢于亮剑、以战止战。中国建国后发生的对外战争主要包括：1950年－1953年的抗美援朝战争、1962年的中印边境自卫反击战、1965年的抗美援越战争、1969年的中苏珍宝岛之战、1974年的西沙群岛自卫反击战、1979年的对越自卫反击战等，我们在这几次战争中基本全胜。
科技方面，嫦娥五号返回器携带月球样品安全着陆，首次火星探测任务“天问一号”探测器成功发射，北斗三号全球卫星导航系统正式开通，“奋斗者”号全海深载人潜水器成功完成万米海试并胜利返航，“九章”量子计算原型机全球领先，我国坚持科技自立自强，科技创新取得重大进展。
基础设施方面，我国拥有世界上最大的钢筋混凝土重力坝——三峡大坝，世界上最长的跨海大桥、最长的沉管海底隧道——港珠澳大桥，世界最高的绿色超级摩天大楼——632米的上海中心大厦，世界最大的高速公路网络（里程达15万多公里），世界上规模最大的高速铁路网络（近4万公里的运行里程远超世界其它国家的总和），在全球排名前十的港口中，有七个位于中国，他们分别是宁波舟山港、上海港、深圳港、广州港、青岛港、香港、天津港。其中，宁波舟山港2020年完成货物吞吐量11.72亿吨，货物吞吐量连续第12年保持全球第一。
疫情方面，截至2021年4月12日下午17点，全球累计确诊病例1亿3655万、死亡294.5万，美国累计确诊病例3191.9万、死亡57.6万，中国累计确诊病例10.3万死亡4854人。值得一提的是，我们仅用了10多天时间就建成火神山和雷神山医院，1个月左右就初步控制了疫情蔓延态势，2个月左右将每日新增的本土病例控制在个位数以内，3个月左右就取得武汉保卫战、湖北保卫战的决定性胜利，使得中国成了全球的“避疫天堂”，中国公民治疗全部免费（人均治疗费用约1.7万元），在中国确诊的10.3万人中，有5435人是境外输入。
这些辉煌的发展成就，就是我们坚定社会主义信仰、增强“四个自信”（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文化自信）的底气。
二是有助于我们加强党的自身建设。党史包含党的建设的发展历史，加强党史的学习本身就是党的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了解党的建设发展历史，对于端正党的思想路线和组织路线，加强党的制度建设、作风建设等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在这里，我想着重向大家讲一个词语——进京赶考。在解放战争胜利前夕，中共七届二中全会在河北省平山县西柏坡召开，确定了要把党的工作重心从乡村转移到城市，以生产建设为中心任务。1949年3月23日，也就是中共中央离开西柏坡，搬去北平的日子。下午2点30分左右，毛泽东从住了10个月的小院里走出来，正好碰到周恩来，两个伟人的交谈耐人寻味。
周恩来问：“主席，休息好了没有？”
毛泽东说：“今天是进京赶考的日子，不睡觉也高兴啊！进京赶考去，精神不好怎么行？”
周恩来答道：“我们都应当考及格，不要退回来。”
毛泽东坚定地说：“退回来就失败了。我们决不当李自成！我们都希望考个好成绩。”
毛泽东把“进京执政”说成“进京赶考”，是借助人们熟悉的旧词表达新的政治内涵，他代表党中央向全党发出了“两个务必”的警示（务必使同志们继续地保持谦虚、谨慎、不骄、不躁的作风，务必使同志们继续地保持艰苦奋斗的作风，至今仍然是作风建设的重要内容），具有鲜明的时代价值。
共产党人“赶考”，考什么？毛泽东这个形象化的比喻，包含了两大考题：一要经受住长期执政的考验，共产党能否在夺得天下后，不学仅做了42天皇帝的李自成。二要接受人民的考验，能否建立一个新中国，实现国家富强、人民富裕。
其实，从建党以来，中国共产党就是一个非常善于学习的政党。十月革命后，学习了苏俄经验；京汉铁路工人大罢工失败后，学会了统一战线；大革命失败后，学会了坚持党的领导权。西柏坡时期，中国共产党面临着，在革命胜利后如何建设新中国的全新课题，但我们在思想准备和干部队伍储备方面严重不足。刘少奇冷静地分析道，“经济建设对于我们党是一个新的问题，我们还没有准备。我们的干部还不熟悉经济工作，特别是不会经商。关于中国经济的确实材料，我们也还没有。”为了解决党员干部新的本领恐慌问题，党再次号召并掀起一场新的学习运动。
在中国共产党历史上共开展了3次大型的学习运动：一是延安时期：解决“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具体化”，纠正教条主义和左倾错误思想，从1938年到1945年，历时7年；二是新中国成立初期，西柏坡会议号召“为建设新中国而学习”；三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时期，20世纪50年代末60年代初，因为急于求成，“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导致国民经济出现严重困难，为了使领导干部懂得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一些规律，毛泽东要求各级领导干部阅读政治经济学著作，由此掀起一场理论学习活动。
三是有助于指导我们的实际工作。在党的奋斗历程中，出现了很多先进的理念和方法，有些我们不仅过去在用，现在乃至将来还要继续传承，比如说“实事求是”。1941年，党中央发动了著名的延安整风运动，毛泽东作了《整顿党的作风》《反对党八股》和《改造我们的学习》的报告，作为整风的指导性文献。其中，在《改造我们的学习》报告中，提出了实事求是的理念。提出的背景是，中国共产党在历史上曾经发生过几次左倾和右倾的错误，给革命事业造成了巨大损失。
具体而言，在大革命后期，产生了以陈独秀为代表的右倾机会主义、投降主义路线。辩证地讲，陈独秀作为中国共产党重要的创始人之一，是新文化运动的发起者、五四运动的总司令、中国共产党“第一任总书记”，对中国革命作出了巨大的贡献。但是，具有浓厚文人气质的陈独秀，在苏联和共产国际等国内国际复杂环境的影响下，为了团结国民党，处处让步，处处妥协，主动放弃无产阶级的领导权，致使大革命失败，后来被开除党籍。（也有研究者认为大革命失败的主观原因在于中共处于幼年阶段，还不够成熟。苏联解密档案资料表明，陈独秀所犯的错误大多与莫斯科的指导有关。苏联为了维护其国家利益，一味的要求中共对国民党右派妥协，尽管陈独秀对其错误指导颇有不满，并多次提出退出国民党，实行党外合作的要求，但迫于其压力被迫执行或服从）
1927年8月7日，中共中央政治局于在汉口召开的紧急会议，史称“八七会议”。会议批判和纠正了陈独秀右倾机会主义错误，撤消了他在党内的职务，选出了新的临时中央政治局，确定了土地革命和武装斗争的总方针，在中国革命紧急关头及时地向党和全国人民指明了斗争方向，使党在革命中前进了一大步。毛泽东出席了这次会议，并提出了著名的“枪杆子里出政权”。
后来，在六届四中全会上夺取了中央领导权的王明，从1931至1934年间，在党内推行了一条以教条主义、媚苏亲苏为特征的“左”倾冒险主义路线，推行“城市中心论”，组织城市武装暴动，命令红军夺取中心城市，企图实现一省数省首先胜利而形成全国的胜利。在军事上，先是推行冒险主义，后又转为拼命主义和逃跑主义，反对游击战的战略战术，直接导致红军第五次反“围剿”失败，导致仅10万人的红军伤亡3.6万人，被迫开始了二万五千里长征。
在红军第五次反“围剿”失败和长征初期严重受挫的情况下，为了纠正博古、王明、李德等人“左”倾领导在军事指挥上的错误，1935年，中共中央政治局在贵州遵义召开会议，史称“遵义会议”。这次会议是中国共产党第一次独立自主地运用马克思列宁主义基本原理解决自己的路线、方针和政策方面问题的会议，在中国共产党和红军的历史上，是一个生死攸关的转折点。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实事求是，是马克思主义的根本观点，是中国共产党人认识世界、改造世界的根本要求，是我们党的基本思想方法、工作方法、领导方法。”我们党就是靠实事求是起家和兴旺发展起来的，实践反复证明：坚持实事求是，就能兴党兴国；违背实事求是，就会误党误国。
我们党一步步走过来，不断提高应对风险、迎接挑战、化险为夷，不断总结经验、提高本领，形成了一大批理论经验。如，毛泽东思想“三个活的灵魂”（实事求是、独立自主、群众路线），三大法宝（统一战线、武装斗争、党的建设），三大作风（理论联系实际、密切联系群众、批评和自我批评）等等，对我们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具有十分重要的指导意义。我们要抓住建党一百年这个重要节点，从具有许多新的历史特点的伟大斗争出发，总结运用党在不同历史时期，成功应对风险挑战的丰富经验，做好较长时间应对外部环境变化的思想准备和工作准备，不断增强斗争意识、丰富斗争经验、提升斗争本领，不断提高治国理政能力和水平，从最坏处着眼，做最充分的准备，朝好的方向努力，争取最好的结果。
第二个方面，党史的基本脉络
1921—2021年，中国共产党建党100周年。100年来，中国社会沧桑巨变。从石库门到天安门，从兴业路到复兴路，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中国共产党与时代同步伐、与人民共命运，跨过一道又一道沟坎，取得一个又一个辉煌胜利。我们把这100年总结为4个阶段，分别是初创期、过渡期、改革期和复兴期。
第一个阶段：开天辟地的初创期，1921—1949年，从建党到建国，成功站起来了
从1840年鸦片战争开始，中国逐渐成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为了改变中华民族悲惨屈辱的命运，中国人民和无数仁人志士进行了艰辛的探索和顽强的斗争，以奕訢、曾国藩、李鸿章、张之洞、左宗棠等为代表的晚清统治阶级，在19世纪60年代到90年代所进行的洋务运动，由洪秀全、杨秀清、石达开等农民阶级发起的太平天国运动，还有义和团运动，包括康有为、梁启超、谭嗣同等资产阶级改良派发起的戊戌变法，甚至包括孙中山等革命派领导的辛亥革命，最终都以失败告终。中国共产党就是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登上历史舞台的。
当时，有2个领军人物非常关键，号称“南陈北李”，即是大家耳熟能详的陈独秀和李大钊。有人这样形容这两位风云人物：“北大红楼两巨人，纷传北李与南陈，孤松独秀如椽笔，日月双悬照古今。北李南陈，两大星辰；茫茫黑夜，吾辈仰辰。”
1919年6月9日，在五四运动高潮阶段，陈独秀起草了《北京市民宣言》，提出了包括取消两次对日签约在内的“五项要求”，并印成传单四处散发，群众读后大声叫好、拍手称快，但是北洋政府却大为恐慌，命令警察署迅速抓人。6月11日晚，陈独秀到新世界游艺场散发传单被捕入狱，住处被连夜查抄。
陈独秀被捕的消息迅速登上全国各大报刊，在学生界、知识界引起极大震动。各地社会团体、学者名流、学生等强烈谴责，要求立即释放陈独秀。北洋政府原以为逮捕了陈独秀，便可以遏制新思想、新文化的传播，便可以压抑风起云涌的反帝爱国运动，不料，陈独秀虽然失去自由，但得到了更多人支持和声援，并因此而名声大噪，成为妇孺皆知的新派领袖。在社会各界的积极营救和强大的舆论压力下，北京当局不得不退让，同意陈独秀以胃病为由，“准予保释”，但出狱后不得擅自离开北京，不得从事政治活动，由“巡官”随时视察并每月上报，实际上是被软禁了起来。
陈独秀在被捕事件后，社会影响更大了，各地邀他去讲学。1920年2月4日，他受邀秘密前往武汉，先后作了《社会改造的方法与信仰》《新教育之精神》等专题演讲，提出了“三个打破”的政治主张（打破阶级制度，打破继承制度，打破遗产制度），武汉报刊和国内其他大报刊纷纷刊登。武汉当局甚为恐慌，要求陈独秀立即离开武汉。
武汉演讲的消息经报道后，北京政府极为震怒，要求警察厅限期交人。警察厅布下“天罗地网”准备实施抓捕。并不知情的陈独秀回到寓所后，一位警察也进了屋，见陈独秀在家，他大吃一惊：“啊，陈先生，你怎么没跟我们打声招呼就离开北京了啊？”陈独秀忙解释：“一点急事，家里的事情，时间不长，就没有和你们打招呼了。”闲扯几句后，警察着急走了。
陈独秀感觉不对劲，带上随身要用的东西立即去找李大钊，并在李大钊的掩护下离开北京。两人乔装打扮，陈独秀穿着长袍外套和一件棉背心，一顶毡帽低低地压在头上，看上去像个土财主。李大钊戴一副金丝边眼镜，穿一身皮袍，手提包里装着账本，俨然一个年前外出收账的账房先生。
路上，陈独秀和李大钊开始交流建立共产党的看法。李大钊说，“你看我们中国是否也走苏俄的道路，成立苏俄式的政党？”
陈独秀欢快地说，“好啊！我以前是反对成立为一个阶级服务的政党的。倘若那个时候你要我成立一个新党，我是不干的。”就在上个月，陈独秀在《〈新青年〉宣言》中还说，永远不加入“没有全社会幸福的政党”。
“哦？现在又怎么变了呢？”李大钊问。
陈独秀用力吸了一口烟说，“没有变，苏俄式政党是谋求全社会幸福的政党，再说……我声明不加入这样的党，并没有声明不发起一个自己信仰的党啊！”
“说得好！”李大钊大声赞赏。两人约定，陈独秀在上海，李大钊在北京，一南一北负责建党。在中国共产党创建史上，“南陈北李，相约建党”传为佳话。在他们的行动和推动下，各地纷起响应，一时间风起云涌、星火燎原。
1921年7月23日，党的一大在上海法租界召开，几天后在浙江嘉兴南湖的红船上结束，13人出席会议，代表全国50余名党员，共产国际代表马林和尼克尔斯基参加会议，因为怕有外国人引起别人注意，马林和尼克尔斯基没有参加南湖的会议。这13人包括：上海小组的李达、李汉俊，武汉小组的董必武、陈潭秋，长沙小组的毛泽东、何叔衡，济南小组的王尽美、邓恩铭，北京小组的张国焘、刘仁静，广州小组的陈公博，旅日小组的周佛海，武汉小组的包惠僧受陈独秀个人委派参加会议。
可能很多人都有这个疑问：陈独秀和李大钊2位领袖为什么都没有参加会议呢？原因在现在看来，似乎有些不可思议：两人均因为公务繁忙未能参会。据传，陈独秀当时在广东政府任教育委员会委员长，兼大学预科校长，正在争取一笔款子修建校舍，李大钊当时担任北京大学图书馆主任、教授，还兼任北京国立大专院校教职员代表联席会议主席，学年终结期间，走不开。但是，截至目前始终没有发现两位当事人对此事的解释。
在一大开幕式上，会议主持人张国焘报告会议筹备经过，说明召开这次代表大会的重要意义，并提出大会议题。后由马林致辞，对中国共产党成立表示祝贺，并介绍了共产国际的概况，建议把会议的进程及时报告共产国际远东书记处。马林一口气讲了三四个小时。一大通过中国共产党第一个纲领和决议，选举产生了中央局，陈独秀为中央局书记。大会过程中，毛泽东和周佛海担任记录，不过遗憾的是，这些记录材料未能保存下来。除了作记录外，毛泽东在一大上作过一次发言，介绍湖南党组织的情况。
那么，为什么会要叫“中国共产党”呢？简单跟大家讲一下。陈独秀在上海发起成立了中国共产党的第一个早期组织，叫“社会党”，后来改为“共产党”。最早提出“中国共产党”这一名称的是蔡和森。1920年正在留法勤工俭学的蔡和森，在给毛泽东写的两封信中，详细地研讨了共产党问题，提出：“先要组织党——共产党，因为它是革命运动的发动者、宣传者、先锋队、作战部。”他在对西欧各国共产党特别是俄国共产党考察的基础上，提出了具体的建党步骤，其中包括“明目张胆正式成立一个中国共产党”。毛泽东给蔡和森的回信中表示，“我没有一个字不赞成”。在此前后，陈独秀在上海，李大钊、张申府在北京，也通过信函讨论了党的名称问题，决定采用共产党作为中国无产阶级政党的名称。
再跟大家讲一下“书记”一词的由来。工人阶级政党的负责人称为“书记”，最早源于马克思、恩格斯。1846年初，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布鲁塞尔创建了“共产主义通讯委员会”（后更名为共产党），在工人中宣传科学社会主义理论。据说，此前马克思与恩格斯在巴黎商讨成立事宜时，恩格斯问马克思，这个组织负责人怎么称呼，马克思毫不犹豫地回答说：就叫“书记”。而在当时的欧洲，英、法、德国等已经实行了较为完善的政府公务员制度，书记一职是指最低的事务级、办事级小勤务员。
中国共产党把党的领导人称为书记，始于党的“一大”。中共一大时，办理文书及缮写工作的人员被称为书记，是最小的官职，相当于文书、秘书。“一大”选举中央局作为党的领导机构，陈独秀为中央局书记，就是直接翻译苏联共产党的“书记”（俄语：секретарь）一词，显示了为民做事、不作官僚的决心。
一大的胜利召开标志着中国共产党的正式建立。从此以后，中国共产党带领中国人民进行了28年浴血奋战，打败日本帝国主义，推翻了国民党反动统治，完成了新民主主义革命，建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这个过程极其艰难，无数仁人志士流血牺牲。据不完全统计，从1921年至1949年，牺牲的全国有名可查的革命烈士多达370多万人，平均每天牺牲370多人。
第二个阶段：改天换地的过渡期，1949—1978年，从建国到改革开放，面对西方的种种围堵封锁和国内的复杂局面，最终挺过来了
新中国成立初期，我国面临的国际国内形势异常艰难和复杂。在国内，国民党残余伺机破坏，匪患严重。在西南地区解放前夕，蒋介石亲自在成都陆军军官学校和贵阳市创办“游击干部研究班”，专门培训土匪、特务武装的领导骨干，多达4700余人。后来这些人秘密潜往各地，勾结恶霸地主，搜罗散兵游勇、地痞流氓，建立土匪、特务武装，肆意破坏。
这批反动残余数量较大，活动猖獗。从1949年下半年开始，解放军先后抽调了大约10个兵团、41个军、144个师和海军一部等共150万兵力，执行剿匪任务。据1950年初的不完全统计，经过1949年的剿匪斗争以后，全国仍有土匪武装100万人以上（其中，华东区5.9万多人，中南区28.8万多人，西北区4.2万多人，西南区65.5万多人，华北区2万多人），尤以浙江、福建、湖南、广西、广东、云南、贵州、四川、甘肃、青海等新解放区最为严重，《林海雪原》《新乌龙山剿匪记》《大西南剿匪记》《剿匪英雄》《肖叮叮的剿匪记》《夜郎山剿匪》《响马匪娘子》《桂北剿匪记》等一大批影视剧一定程度再现了当时剿匪的战斗场面。
在国际上，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在政治上孤立我们、在经济上封锁我们、在军事上威胁我们。1950年6月25日，朝鲜内战爆发，随后美国入侵朝鲜，同时派第七舰队侵入我国台湾海峡。经过充分讨论和全面衡量，党中央作出了“抗美援朝，保家卫国”的战略决策。于是，就有了毛泽东那句注明论断，“打得一拳开，免得百拳来”。
1950年10月19日晚上，中国应朝鲜政府出兵援助的请求，由彭德怀元帅率领中国人民志愿军（第一批约30万人）跨过鸭绿江，后陆续增加兵力，先后8个批次入朝作战，最大参战兵力达到135万（先后有240万加入志愿军），一共牺牲接近20万，涌现了一大批战斗英雄，例如，抱起炸药包与敌人同归于尽的特级战斗英雄杨根思；用胸膛堵住敌人枪眼的特级战斗英雄黄继光；为避免暴露潜伏部队放弃自救的一级战斗英雄邱少云；使用一支没有瞄准镜的“机瞄”步枪，在32天内以436发子弹，击毙或击伤214名敌人的“志愿军神枪手”张桃芳等等，形成了伟大的抗美援朝精神。
1953年1月20日，艾森豪威尔入主白宫，就任美国第34届总统。当选后，他亲自到朝鲜半岛视察，给中朝施压，以谋求所谓的“光荣停战”。艾森豪威尔发表国情咨文，说：“朝鲜战争或结束，或者扩大到朝鲜以外。”美国当局还通过印度方面警告中国，如果再不让步就要大打，甚至使用原子弹。
在党中央的坚强领导下，中国人民志愿军临危不惧、顽强战斗，“以打促谈”。1953年7月27日，联合国军总司令克拉克和朝鲜领袖金日成，分别在停战协定上签字。克拉克在回忆录中写道：“我获得了一个不值得羡慕的名声，我是美国历史上第一个在没有取得胜利的停战协定上签字的司令官。”
至此，历时2年零9个月的抗美援朝战争宣告结束。这场伟大的战役，维护了亚洲和世界和平，巩固了中国新生的人民政权，打破了美帝国主义不可战胜的神话。需要特别说明是，抗美援朝纪念日是10月25日，而不是签订停战协定的日子。因为，1950年10月25日，中国人民志愿军打响入朝后的第一次战役，胜利拉开了抗美援朝战争帷幕。1951年党中央决定将10月25日定为抗美援朝纪念日，一直沿袭至今。
除了军事方面，在经济社会发展方面，怎样建设社会主义，对刚刚执政的中国共产党来说，也是一个全新的课题。中国共产党从学习苏联到“以苏为鉴”，开始探索中国自己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1956年，我国完成了（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三大改造”，确立了社会主义基本制度，为当代中国一切发展进步奠定了根本政治前提和制度基础，影响深远。从此，我国开始了大规模社会主义建设，取得巨大成就，很快就取得了中国历史上的无数个第一：生产出第一架飞机、第一辆汽车、第一台拖拉机，自行研制第一颗原子弹、氢弹先后爆炸成功，自行研制第一颗人造地球卫星发射成功，自行研制第一艘核潜艇顺利下水，自行设计建造第一座大桥——南京长江大桥，在世界上首次人工合成牛胰岛素，首次成功培育强优势籼型杂交水稻，等等。经过20多年的艰苦奋斗，初步建立起独立的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初步解决了几亿人的吃饭穿衣问题。
第三个阶段：翻天覆地的改革期，1978—2012年，从改革开放到党的十八大，成功富起来了
在一个经济文化落后的国家里，探索中国自己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是一件极不容易的事情。既然是探索，就会有失误和挫折。我们党在取得丰硕成果的同时，从1958年以后也开始出现失误甚至是严重的错误，先后发生了“大跃进”、人民公社化运动以及长达十年的“文化大革命”。面对“左”的错误造成的严重后果，我们党进行了深刻反思。1978年9月16日至18日，小平同志在东北考察时说，“社会主义要表现出它的优越性，哪能像现在这样，搞了二十多年还这么穷，那要社会主义干什么？”同年12月13日，小平同志在中央工作会议上发表重要讲话，这就是那篇著名的《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他鲜明地指出，“如果现在再不实行改革，我们的现代化事业和社会主义事业就会被葬送。”这些观点振聋发聩，催人奋进，为随即召开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作了思想上的准备。
1978年12月18日至22日，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实现了新中国成立以来，党的历史上具有深远意义的伟大转折，开启了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以邓小平同志为核心的党的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深刻总结中国社会主义建设正反两方面经验，借鉴世界社会主义历史经验，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作出把党和国家工作中心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实行改革开放的历史性决策，明确提出了走自己的路、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定了中国经济“三步走”发展战略（第一步，1981年到1990年实现国民生产总值比1980年翻一番，解决人民的温饱问题；第二步，1991年到二十世纪末国民生产总值再增长一倍，人民生活达到小康水平；第三步，到二十一世纪中叶基本实现现代化，人均国民生产总值达到中等发达国家水平，人民过上比较富裕的生活），确立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路线，深刻揭示了社会主义本质，创立了邓小平理论，科学回答了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一系列基本问题，成功开创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这里要提到一个著名理论——白猫黑猫论。1962年，一些农村地区为了应对饥荒和自然灾害，自发产生了包产到户、责任田等各种各样的生产形式。这些变化，在党内引起较大争论。中共中央书记处还开会讨论了“包产到户”的问题。1962年7月，邓小平接见出席共青团三届七中全会全体同志时，谈到了农业生产管理政策的调整问题，他引用刘伯承经常说起的四川谚语“不管黄猫黑猫，只要捉住老鼠就是好猫”，来表述他对恢复农业生产和包产到户的看法。他说：“生产关系究竟以什么形式为最好，恐怕要采取这样一种态度，就是哪种形式在哪个地方能够比较容易比较快地恢复和发展农业生产，就采取哪种形式；群众愿意采取哪种形式，就应该采取哪种形式，不合法的使它合法起来……‘黄猫、黑猫，只要捉住老鼠就是好猫’。”这是邓小平最早在正式场合阐述“白猫黑猫论”这一重要观点，并第一次公之于众。后来讹传为：“不管黑猫白猫，捉到老鼠就是好猫”。
在“文化大革命”期间，“白猫黑猫”这个比喻却被指责为“唯生产力论”，遭到批判。1978年，十一届三中全会后，随着政治思想路线的改变，“白猫黑猫论”成为了中国将社会工作重心转移到经济发展上的一个理论标志。后来，邓小平再次成为美国《时代》周刊年度风云人物。“不管黑猫白猫，捉到老鼠就是好猫”这句话被摘登在《时代》周刊上，“白猫黑猫论”也随之扩大到世界，成为世界人民知晓的名言。
以上是小平时期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的相关情况。
1989年，党的十三届四中全会后，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党的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确立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经济制度和分配制度，提出了依法治国基本方略，推进了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形成了“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开创了全面改革开放新局面，成功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推向了21世纪。
2002年，党的十六大后，以胡锦涛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坚持以人为本、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加快生态文明建设，着力保障和改善民生，促进社会公平正义，形成了科学发展观，成功坚持和发展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在1978年—2012年这一阶段，我国经济高速增长，国内生产总值先后超过意大利、法国、英国、德国，2010年超过日本，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同时，出口超过德国，成为世界第一大出口国。成为18世纪工业革命以来，继英国、美国、日本、德国之后的“世界工厂”，并于2010年跨入中等收入国家的行列。
第四个阶段：惊天动地的复兴期，从2012年党的十八大到本世纪中叶，逐渐强起来了
2012年，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举旗定向，谋篇布局，深刻回答了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什么样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怎样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这个重大时代课题，创立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统揽伟大斗争、伟大工程、伟大事业、伟大梦想，统筹推进“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协调推进“四个全面”战略布局，推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
当前，我国已经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第一大工业国、第一大货物贸易国、第一大外汇储备国，对世界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超过30%，GDP总量稳居世界第二，是第三名日本的3倍。
我们同时取得了载人航天、探月工程、量子通信、超级计算、海底深潜、大飞机制造、航空母舰等一大批标志性成果。更加难能可贵的是，我国脱贫攻坚成果举世瞩目，现行标准下农村贫困人口全部脱贫，8年来累计脱贫近1亿人，全国832个贫困县全部摘帽，提前10年完成联合国的减贫目标。建成世界上规模最大的社会保障体系，基本医疗保险覆盖超过13亿人，基本养老保险覆盖近10亿人，居民平均预期寿命提高到77.3岁。
值得一提的是，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审议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二〇三五年远景目标的建议》，对2035年远景目标进行了擘画，标志着我国开启了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
在这里，补充说明一个重要的词语——核心。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注意到，在上面提到的几位国家领导人的时候，提法是不完全相同的：以毛泽东同志为核心的党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以邓小平同志为核心的党的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党的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以胡锦涛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
其实，在党的历史上，每一代领导集体，都需要经历一定的过程和时间，才能确立核心。无论是到1945年中共七大才确立为核心的毛泽东，还是随着改革开放的进行才逐渐确立核心的邓小平，还是1989年邓小平明确提出“要有意识地维护一个核心，也就是现在大家同意的江泽民同志”，都是党在不断纠正错误、确立正确政治路线的过程中，才最终确立的。
“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来源于十八届六中全会公报中（2016年10月27日）一个段落中的说法。在这个公报之前，一直都是“以习近平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四个意识”就是在当年提出来的，而“两个维护”（坚决维护习近平总书记党中央的核心、全党的核心地位，坚决维护党中央权威和集中统一领导）则是在2018年提出来的，并写进新修订的《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这些提法是规范的标准提法，大家尤其在行文的时候要非常注意，一定不要犯错误。
第三个方面，工作启示
一百年风雨兼程，一世纪沧桑巨变。回顾这段不平凡的奋斗历程，对于我们推动各项工作高质量发展，主要有以下几点启示。
第一，初心和使命决定一个组织站多高。始终同人民站在一起，为人民利益而奋斗，是马克思主义政党同其他政党的根本区别。从一大开始，中国共产党就鲜明地把共产主义作为自己的奋斗目标，人民立场成为了中国共产党的根本政治立场。也正是秉承“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坚持发展为了人民、发展依靠人民、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中国共产党才能带领全体人民一路劈波斩浪，从一个胜利走向另一个胜利，顺利实现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进入新时代，我们必须坚持和加强党的领导，坚守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的初心使命，奋力谱写“十四五”发展蓝图，全力做好乡村振兴、基层治理、两项改革“后半篇”文章等工作，开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
第二，人才和创新决定一个组织看多远。早在1938年，毛泽东就在党的六届六中全会上作出了“政治路线确定之后，干部就是决定的因素”这一著名论断。创新并不是一个只属于我们这个时代的词语。理论创新、制度创新、文化创新一直是我们党保持生机与活力的重要源泉。八七会议后，我们确定了土地革命和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对派的方针，但还是走上了共产国际占据大城市的老路。经过总结失败教训，结合中国实际，中国共产党抛弃了教条主义，探索出了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道路，这条路从未有人走过，但却无比的正确，这就是创新的力量。我们必须加快实施人才强国战略，加快建设区域创新人才高地，以高质量的人才支撑推动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
第三，纪律和制度决定一个组织走多久。制度建党一直都是我们党的优良传统，党的制度建设形成了党在实践中的制度优势。1980年，邓小平同志在总结“文化大革命”的教训时就指出：“领导制度、组织制度问题更带有根本性、全局性、稳定性和长期性。制度好可以使坏人无法任意横行，制度不好可以使好人无法充分做好事，甚至会走向反面。”党的十四大、十五大、十六大、十七大都对制度建设提出明确要求。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站在战略和全局的高度，把加强党内法规制度建设作为全面从严治党的长远之策、根本之策，全方位扎紧制度笼子。我们必须持续加强党的制度建设，切实规范对党组织工作、活动和党员行为的监督、考核、和奖惩，大力推进廉政建设，加快构建一体推进不敢腐、不能腐、不想腐的体制机制，营造风清气正的政治生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