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志们：
随着推进全面从严治党向纵深发展，党的执政队伍得以进一步净化，全面从严治党取得历史性、开创性成就。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我们必须高度警省，永远保持赶考的清醒和谨慎，驰而不息推进全面从严治党，使百年大党在自我革命中不断焕发蓬勃生机”。为此，需要健全崇尚实干、带动担当、推进干事创业的正向激励机制，鼓励干部不怕犯错，永葆初心，奋发有为。借此机会，由我为大家作一堂党课报告，与同志们共同探讨交流。
一、提高站位，深刻领会构建干部容错纠错机制的理论依据
全面从严治党向纵深发展背景下，怎样正确认识错误、如何正确处理错误，已经成为一项重大现实课题。2016年政府工作报告从顶层设计的高度提出要“健全激励机制和容错纠错机制”。2016年，习近平总书记在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学习贯彻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精神专题研讨班上的讲话中，提出“三个区分开来”的相关内容，为构建干部容错纠错机制提供了重要理论依据。《中央党内法规制定工作规划纲要（2023—2027年）》强调，“健全容错纠错工作机制，解除干部探索创新、担当作为的后顾之忧”，为干部容错纠错机制的构建提供了规范指引。地方党委和政府以此为依据，着眼规范容错、精准纠错，从启动、调查、报告、审批、实施等环节提出相应意见，为实施干部容错纠错机制提供了具体方法路径。
具体来看，干部容错纠错机制是指在履职尽责、改革创新过程中，对未能实现预期目标、出现偏差失误或事急从权，未谋取私利的干部，且能够及时纠错改正者，免除相关责任或从轻处理，并督促当事人及时整改和纠错纠偏的一种工作保障机制。干部容错纠错机制是全面从严治党向纵深发展背景下党内法规制定工作结构优化、功能提升到一定阶段的产物，在层次创设、功能塑造上具有独特的价值空间和价值张力，能够解除干部探索创新、担当作为的后顾之忧，对于激励广大干部干事创业，实现改革攻坚任务，具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从本质上看，干部容错纠错机制是激发干部斗争精神的手段，保障他们在遇到问题的第一反应是“站出来”，而不是权衡利弊，瞻前顾后，贻误时机。
干部容错纠错机制规定了什么是可容、可纠的错误，什么是不可容、不可纠的错误。全面从严治党向纵深发展背景下的干部容错纠错机制不是一味地穷追猛打，形成暮气沉沉的工作环境，致使干部畏首畏尾，而是严而不厉，是错不放过，在具体事件处理上区分情况，坚持严管与厚爱相结合，使干部敢于担当，勇于作为。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把干部在推进改革中因缺乏经验、先行先试出现的失误和错误，同明知故犯的违纪违法行为区分开来；把上级尚无明确限制的探索性试验中的失误和错误，同上级明令禁止后依然我行我素的违纪违法行为区分开来；把为推动发展的无意过失，同为谋取私利的违纪违法行为区分开来”。要从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出发，坚持问题导向、辩证思维，为可能存在的因错处分决定提供救济空间。同时，干部容错纠错机制的范畴注重错与对之间的容错辩证关系转化，杜绝过分依赖“知性思维”看待对与错。在实践工作中，一些人往往以成效作为唯一标准来考量对与错，辩证思维在实践中“缺场”。而辩证地看，“不存在任何最终的东西、绝对的东西、神圣的东西”。对与错是建立在人类能动地改造客观世界的实践基础上的，是通过人的能动性反映活动实践的，并且必然随着人类实践的发展而拓展和深化。辩证思维下的干部容错纠错机制具有历时性，即由于不同时期或时代，由于社会政治经济主要矛盾或矛盾的主要方面的不同，对错区分也可能随之发生变化。
二、强化认识，准确把握优化干部容错纠错机制的现实困境
党中央提出要健全激励机制和容错纠错机制已有一段时间，但其实践运行仍呈现边缘性现象，且导向性意义大于实际效用，许多干部在主动申请容错纠错时仍存在顾虑。在内外因交叉影响下，干部容错纠错机制在应用过程中常常受到掣肘。马克思主义深刻揭示了人类社会的矛盾运动于发展规律中，任何事物的发展都具有系统性，并非短时期内就能轻而易举实现，干部容错纠错机制的落实同样也是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通过剖析当前干部容错纠错机制在实际运行中的症结，进一步激发干部勇于担当、积极进取的工作精神。
（一）干部容错纠错机制面临制度不完善问题
干部容错纠错机制作为党的建设理论的新突破，推进全面从严治党向纵深发展的重大创新，目前尚未形成全国范围内的法律法规。在实践中要想真正发挥作用，则需要民主法治的制度机制、严格合理的程序环节、清晰明确的权责规定，而这部分内容恰恰是近年来干部容错纠错机制亟须完善之处。
首先，制度制定缺乏全国层面统一的专门针对干部容错纠错机制的配套法律、规范性文件。目前，各省级党委和政府已经制定了相关干部容错纠错机制工作办法，然而由于地方党委和政府容错纠错手段不足、相关工作办法设立照搬照抄、缺乏具备地方特点的机制可执行性及职责权利划分模糊等问题，部分地方的干部容错纠错机制工作办法执行效果甚微。加之需要申请容错纠错的基层干部在层级制组织结构中一般处于相对弱势的地位，与上级之间更多的是一种服从与被服从的关系，对于上级及同级党委（党组）等的要求通常是无条件服从，如若上级领导对干部容错纠错机制有所抵触或懈怠，那么当事基层干部往往很难运用干部容错纠错机制来维护自身的正当权益。由此，基层干部的“心理安全预期”阈值可能会降低，并迅速寻找稳定的“躺平式”状态，陷入自欺自嘲的低谷。
其次，干部容错纠错机制的执行配套制度欠缺，导致机制运行不畅。当前地方干部容错纠错机制实施办法的主体主要是当地党委（党组）、纪检监察机关、组织人事部门等，在赋予他们实施主体权力的同时，却未要求其承担相应的责任，对介于正面清单与负面清单之间的灰色地带，缺乏相应的制度规定，一定程度上造成办法实施的随意性和主观性。另外，多头管理引起责任推诿、分工不明，以致容错纠错效果欠佳。由于干部容错纠错机制的各实施主体部门的职权不同，也会导致容错纠错内容千差万别。在干部容错纠错机制的工作重点方面，党委（党组）、纪检监察机关偏向于干部纪律处分的纠错，组织人事部门重点关注后备领导干部队伍的容错纠错，这就导致了各主体部门在是否纳入容错纠错范畴、容错纠错意见如何界定等问题上存在不同意见，容错纠错程序可能因此复杂化。
（二）干部容错纠错机制运行效果欠佳
在干部容错纠错机制的实践过程中，相关案例往往是小微事端，具有标志性意义的容错纠错案例并不多见。根据近年来地方纪委监委的通报结果看，容错、纠错、免责案例多为未按照程序作出紧急处理，这类案例从情理维度来看属于突发事件应急，不具备案例典型性，也就无法驱动部分“问题”干部从“躺平”转变为“动起来”，从而发挥干部容错纠错机制的激励效能。
首先，干部容错纠错机制的具体实施程序仍有待优化。例如，某省制定的《关于推行容错纠错机制的实施办法（试行）》中明确指出，容错纠错工作应强化过程留痕，使流程可控、过程可溯、责任可查，认定和处理结果具有说服力，经得起历史和群众检验。一方面，过于烦琐的容错纠错流程、材料打击了干部提交申请的积极性、主动性。另一方面，调查显示一些基层干部认为，正是因为有“错”才会有“容”，如果申请容错的证据缺失，质证过程对当事人本身就不利，认定裁决部门可能会因为证据的缺失而不予容错，反而进行问责。此外，当前干部容错纠错监督机制尚未完善，容错纠错认定主体是党委（党组）或纪检监察机关等，监督者受被监督者的领导，监督缺乏独立性、权威性，容易造成监督流于形式；而干部、社会公众和新闻媒体作为监督者缺乏有效参与日常监督的途径，难以把握事实真相，无法有针对性地提出意见或建议。
其次，干部容错纠错机制存在平衡性不足问题。从内容设置来看，这种问题主要表现在容错和纠错之间的不平衡，存在重容错、轻纠错的倾向。有的地方规定了容错免责的范围、条件和程序，却缺乏对纠错的界定和实施程序，出现纠错执行难问题。容错后不纠错，容易出现两种现象：一种是过度容错，将干部容错纠错机制的范围泛化，将容错约等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务员法》中的免责情况，即公务员违纪违法行为情节轻微，经批评教育后改正的，可以免予处分；另一种是放任错误，将纠错简化为追究责任，破坏了容错纠错机制的整体性和平衡性。干部容错纠错机制同样存在只纠错不容错的情况，导致干部在工作中不敢创新、害怕冒险，影响工作效率和创新能力。
（三）当事人缺乏理想信念与制度信任问题
当容错纠错当事人提出的容错申请与组织认可的容错范围发生冲突时，会导致当事人因缺乏理想信念与制度信任，担心影响前程而放弃容错申请。
首先，当事人对干部容错纠错机制本身缺乏信任。参与方的主观能动性是充分发挥解放思想、深化改革制度作用的核心力量。然而，在实践中，干部容错纠错主动申请率较低，大部分容错纠错发生在干部被检查并发现违反有关要求或规定的过程中。这主要是由于当前容错纠错当事人对制度的信任与自信心不足，“一刀切”式的管理方法仍存在于干部容错纠错机制实际运行过程中，打击了基层干部的创新性、积极性和容错主动性，对需要创新和担当的任务“挑肥拣瘦”，或者退而求其次选择“无过式出工”。此外，党中央和地方行政机关的信息不对称也易造成容错纠错权力滥用，埋下激化社会矛盾隐患的种子，影响地方干部追求职业发展的方式选择。
其次，部分基层干部理想信念存在偏差。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十年前，“有些党员、干部政治信仰发生动摇，一些地方和部门形式主义、官僚主义、享乐主义和奢靡之风屡禁不止”。中华传统文化中的“致广大而尽精微，极高明而道中庸”，表达出“进退有余”的辩证法调适，却成为“躺平式”干部的欺骗性话语叙事，加之机关工作事务庞杂，一些干部在党性锻炼方面投入精力不足，理论学习内容零碎，理想信念薄弱，责任心不足，以致在面临诸多体制机制的掣肘和不确定性工作环境时，创新发展意识不够强，不愿意承担“犯错”风险。有的干部面对灵活性较强的干部容错纠错机制仍固执地认为，各项相关政策是“墙上画大饼，能看不能吃”，发生错误时，裁决部门也不会花费时间和精力进行严密甄别，偏激地将干部容错纠错机制仅作为部分领导的“小灶”、人事奖惩的“工具”。
三、聚力攻坚，不断汇聚优化干部容错纠错机制的工作合力
“目标越是远大，任务越是艰巨，形势越是复杂，越要坚持全面从严治党，健全全面从严治党体系，推动新时代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向纵深发展”。干部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主体，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重要主体，“因为党的一切决议和政策，都要通过干部去实现”。在推进全面从严治党向纵深发展背景下，优化干部容错纠错机制急需以法律建立机制信任、以协同推进机制合力、以奖惩激活机制动力、以表率带动机制普及。
（一）以“法的信仰”为根本：优化干部容错纠错机制的制度保障
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传统的价值理念和伦理信仰需要重新诠释。以权利的关注与维护为核心的“法的信仰”，能够使人们的各种需求得到极大满足，激发人们更高层次的价值寄托和升华。“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建立“法的信仰”基础，必先完备“法的关系”。优化干部容错纠错机制，则要先健全干部容错纠错机制的法律与党内法规建设，解决基层干部干事创业的后顾之忧，从而在工作实效中形成真正的“法的信仰”。
首先，要健全干部容错纠错机制的法律法规建设。任何机制的实现，都必须寻求现实的制度保障。当前干部容错纠错机制虽然已经制定了相关意见，但相应的法律保障仍然缺位。为了解决干部容错纠错机制抽象化问题，消除组织和干部在容错纠错利益选择中存在的耦合缝隙，必须通过立法手段形塑秩序。以黑龙江省为例，全省级别的干部容错纠错机制的实施细则尚未制定，仅有省会新区和省内少数地级市制定了相关条例，全国其他地区也存在类似情况，这可能导致干部容错纠错机制的实施出现“灰色”区域。因此，在推动干部容错纠错相关法律法规构建过程中，各省部级单位要全面细致地完善具有明确法律效力的干部容错纠错实施细则，以确保政策的一致性和执行的精准性。针对我国现存的“为官不为”等现象，我们必须结合国情党情，吸收相关法律法规的构建经验，积极推动干部容错纠错机制立法进程，将体现机制建设的相关内容以法律法规的形式规定下来，通过法律法规的权威性和制度的强制性，增强干部容错纠错机制的约束力，以解决干部干事创业意愿不足、“为官不为”、畏惧“主动式容错”等问题。
其次，要明确干部容错纠错机制的构成要件。构成要件是指容错纠错证据认定所必须具备的条件总和，基于现实需要，干部容错纠错机制的构成要件具备非传统性特征，在认定方式上能够适应推进全面从严治党向纵深发展的新需要。干部容错纠错机制要摒弃过去“全过程强留痕”、过度依赖完备证据链的做法，应聚焦于利用构成要件中的核心要素，即“动机合理、理论支持、现实反映”等方面条件，实现对证据认定环节的精细化和优化处理，从而构建更为高效的干部容错纠错运行机制。裁决部门在收集干部容错纠错构成要件时，在强调证据时，还应同时考虑与当事人、事件相关的其他间接因素，全方位完善现有干部容错纠错机制的裁决标准。为了减少裁决过程中评估的主观性与随意性，可以使用精算工具加以完善，根据事件性质、事件情节、事件严重程度等因素划分不同等级、标准，并加入容错申请记录、纠错改正情况、基层工作情况等要素，按照一定权重进行排列，得出最终分数指标，并以此为标准裁决是否可以运行干部容错纠错程序。
最后，要巩固“法的信仰”的实现基础。在完善相关法律法规的基础上，以人的尺度为基础，增强干部群体的法律思维、法治观念，形成崇法、依法的价值观，潜移默化地改变干部群体的心理定势和认知模式，提升干部对容错纠错机制的理解，实现干部对价值原则与权利要求的认可，真诚捍卫并逐步推动整个机制体系规范化、系统化与科学化。虽然制度的变迁深受政治、经济、社会等多重因素的驱动，但“法的信仰”作为一种精神动力，同样能够持续激发干部容错纠错机制乃至整体法律法规制度的改革和完善。在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通过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中，明确规定了我国人民民主的国家性质和维护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确定了人民在中国法律体系中的重要地位；《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第四十一条赋予中国公民对国家机关和国家工作人员提出批评和建议的权利，同时规定不得捏造或者歪曲事实进行诬告陷害；《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一百七十九条规定了当事人承担民事责任的11种方式，这也可作为干部纠错的方式。这些都是干部容错纠错机制的法治依据和基本原则，都是在“法的信仰”下，保障了人民意愿得以更好地实现，为各项工作的开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二）以协同治理为手段：优化干部容错纠错机制的组织基础
当前，干部容错纠错机制未指明责任主体的“概括式”治理模式较多。责任主体涉及党委（党组）、纪检监察机关、组织人事部门等，工作职责交叉且分工不太明确，影响容错实效，导致部分基层干部在工作中过于小心谨慎，产生“不求有功，但求无过”“多干多错”的“躺平式”心态。为了避免容错纠错权责不清、独裁专断的情况发生，需要坚持党的全面领导，坚持系统思维，以协同治理为手段，明确干部容错纠错机制的职责范围，兼顾多方共同期待，对症下药，多管齐下，切实将干部容错纠错机制的要求落到实处。
首先，要明确各部门在干部容错纠错机制工作中的职责。通过完善组织架构、确定领导角色、明确部门关系、合理划分职能等举措加强权威充分、统一协调、整体运作的干部容错纠错机制多元主体协同治理的力量建设。构建多元裁决主体积极配合的工作格局，建立会商机制和联席会议制度，及时沟通确保相关主体意见一致。一方面，“我们坚持加强党的全面领导和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2。党委（党组）应统揽全局，协调各方，负责执纪问责和容错纠错工作的全面领导，防范容错纠错过轻过重的风险。另一方面，多元参与主体要积极发挥合力。纪检监察机关应严格监督执纪、把握政策界限、合理容错、依纪依规纠错，消除干部思想顾虑。组织人事部门应树立正确的用人导向，激励干部担当有为，并探索建立风险事前备案制度，对干部容错纠错的相关案例进行整理，建立全平台数据库，以便后续相似情况发生后能及时反馈，采取有效措施，防止造成严重后果。干部个人应调整价值观念，参与“主动式容错”，并将纠错后的改错结果及时上报，达成干部容错纠错机制的最终目的。
其次，要搭建多元主体参与干部容错纠错机制的工作平台。提升干部容错纠错机制在实践工作中的效果，要正确协调好多元主体之间的关系，搭建平等、安全、高效的工作平台。一是建立多元交流平台。由政府牵头，通过诸如线上论坛、定期联席会议、专题研讨会等形式，不断完善干部容错纠错机制的负面清单、裁量规则和法律法规。例如，在界定容错的构成要件时，要根据各级党委和政府一段时期内作出的重大决策部署和重点工作任务，以执行的效果和完成的情况为评判标准，明确是个人因素还是不可抗力因素，是主动担当还是故意为之。二是建立高效操作平台。操作平台提供直观、简洁的操作界面，集成丰富的功能模块，包括但不限于问题申报、审核、处理、反馈等各个环节，以满足干部容错纠错机制的全面工作需求。在具体工作过程中，注重线上线下一体化理念的现实应用，使主体交互更加自由、便捷，实现时刻联网、各取所需、实时互动的状态，线上与线下有机融为一体。四川省某市建立的高水平线上线下一体化“智慧”操作平台，积极探索实施“网上网下结合、人防物防技防结合”的智能监控、自动预警、精准推送、高效处置的操作新平台，提高了社区治理精细化水平。据了解，该“智慧”操作平台已巡查发现各类问题1467件，处置1467件，处置率100%。通过对该类型智能化操作平台的学习借鉴，可以整合资源力量，优化容错程序，有效防范在容错过程中存在的徇私舞弊、弄虚作假等问题。
（三）以动力要素为导向：优化干部容错纠错机制的前进力量
思想是行动的先导，是干部积极容错纠错、担当有为的动力之源。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提高各级党组织和党员干部政治判断力、政治领悟力、政治执行力”64-65。干部只有在思想上真正地认可机制的根本目的，清晰地认识到自己的责任与使命，才能形成强大的前进动力。
首先，要强化科学的理论武装和专业素养。2023年10月，中共中央印发了修订后的《干部教育培训工作条例》，要求各地区各部门认真遵照执行，把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作为主题主线，高质量教育培训干部。在干部培训中要重点提高干部运用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方法分析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用理论武装引导干部树立正确的容错纠错机制的价值导向，真正理解干部容错纠错机制不是“免死金牌”，而是要放下包袱，开拓创新，增强适应新时代要求、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的本领，为党和人民作出更大贡献。党内开展集中学习教育是中国共产党的优良传统，在新的历史时期，更要注重学习教育的力量。党的十八大以来，党内先后已开展了6次集中教育，党员干部思想一次次“充电”，精神不断得到“补钙”。2024年4—7月，全党开展党纪学习教育，要求要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聚焦解决一些党员、干部对党章党规党纪不上心、不了解、不掌握等问题，最终解决学纪、知纪、明纪、守纪，搞清楚党的纪律规矩是什么，弄明白能干什么、不能干什么。建议在党纪学习教育中把学习干部容错纠错理念作为一项内容，利用专题班、组织交流座谈等，将干部容错纠错机制的刚性约束和先进文化、政治价值、共同道德等柔性因素结合起来，并将这项学习任务作为一项持续性工作，而不是阶段性活动，普及干部容错纠错相关规章制度，“引导干部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推动干部能上能下、能进能出，形成能者上、优者奖、庸者下、劣者汰的良好局面”67。用好批评和自我批评这个武器，促使基层干部进一步坚定理想信念，增强干部信心、增进干部自觉、鼓舞干部斗志。另外，干部在熟练掌握各项政策措施后，更要在实践工作中提升专业素养，加快新兴领域知识和技能的学习、储备及应用，为减少工作失误，作出实绩开拓新路。干部通过参加培训、学习课程、参与案例分析等方式，提升自身的知识储备和解决问题的能力，完善自身在工作中的表现和成效。如此，才能更好地适应复杂多变的工作环境，理论联系实际，而不是从本本出发，克服唯功绩论等异化价值观，找到解决问题的根本方法。
其次，完善干部容错纠错考核指标体系。我国组织机构庞大，构建合理的干部容错纠错考核指标体系有利于解决机制运行难题，缓解因信息不对称造成的容错纠错工作执行“异化”。一方面，可以在上级党委（党组）对干部进行容错纠错工作绩效考核、任用和监督时，通过利用大数据技术结合走访调研、谈心谈话等方式，对干部行为进行精细化分析和全方位评估，把干部在推动工作过程中因缺乏经验所出现的失误，和明知故犯的违纪违法行为区分开来，最大限度地调动广大干部的积极性和主动性，激励他们更好地完成工作。自我决定理论认为，个体行为的产生和持续植根于该个体对特定目标或具体结果的追求，具有强烈的获得欲。对于那些在干部容错纠错机制实施后，敢于担当、积极作为的干部予以优先培养、提拔和重用，激发其创新干事的动力。而在考察对于畏难、避难并且有意搁置、回避问题的干部时，先主动从政治、思想、工作和生活方面全面了解干部内心的愿望和顾虑，教育广大干部改正不足，在干事创业的过程中保持“红线”意识和底线思维，并在后续工作中持续提醒，对知错改错、敢于担当、实绩突出的干部大胆提拔激励；如发现其仍存在侥幸心理，为了免责、减责而进行容错的现象，则应当予以相应的“减分”和必要的问责。2023年9月，在西藏自治区日喀则市通报的一起容错纠错案例中，干部次某在市级党委、组织部的谈心谈话、教育转化后，积极纠错，放下思想包袱，干事创业的积极性得以提高，工作热情大幅提升，工作中认真履职、任劳任怨，后被选派担任驻村工作队队长。因此，在容错工作完成后，组织人事部门要积极帮助和督促干部采取切实可行的预防和纠错措施，解决因工作失误引发的矛盾，切实取得问题的最大化治理成效或尽最大可能及时止损。另一方面，通过科学合理的绩效考核体系助力干部容错纠错工作考核指标的设定。遵循“必做事项”和“附加事项”双轨工作制度。当“必做事项”未完成，而“附加事项”发生错误时，各责任主体部门要以更严格的标准、更扎实的作风推动干部容错纠错工作。其中“必做事项”是公务体系已经成熟完备运行的工作内容，为了避免干部的“躺平式”作为，当“必做事项”在工作阶段性结算未完成时，必须作出问责处理；而“附加事项”作为干事创业的部分，可以依据“三个区分开来”的理论原则进行合理容错纠错，防止地方相关部门在模糊政策下不合理使用自由裁量权，在“附加事项”得以创新性发展，推动工作前进时，应给予表彰奖励。
（四）以领导干部为表率：优化干部容错纠错机制的关键因素
延安整风时期，毛泽东强调了领导干部做表率的重要性，在整风工作中主要和首要的治理对象是党的高级干部。新时代，推进全面从严治党向纵深发展，更要抓住领导干部这一“关键少数”，形成“头雁”效应，推进领导干部“以上率下，自上而下，一级带一级，一级做给一级看，自觉起示范带头作用”。
首先，各级领导干部要履行好主体责任。当下，我国尚未制定中央一级层面的容错纠错实施办法，地方党委和政府也处在探索过程中，关于容错纠错的使用限度，亟待研究。因此，各部门主要负责人在工作实践中，要做好表率，做到愿担当、敢担当、善担当，通过亲身实践让下级干部理解、认同干部容错纠错机制，进而在实干创业中积极作为、勇于担当。领导干部的主体责任主要体现在其对“决策权”“任用权”的使用上，将这方面内容加入容错范围，不仅有利于鼓舞基层队伍士气，也能够减少决策和任用的失误，避免引起腐败、职能僭越等不利后果。同时，领导干部在机制的整体性优化过程中，要设置事前事中事后联动机制。在事前进行防错工作，构建起一套重大事件的风险评估系统，针对那些难做、难啃、难办的项目开展风险分析和审核工作，进行事先集体讨论，并制定出一套科学、合理的实施方案，将出错的危险降到最低。对于潜在的苗头性、倾向性问题，要有重点地加以指导，使其得到及时改正。在事中监管方面，要加强对政策制定过程的监管，严格按照民主集中制原则，在“三重一大”事项决策和监管的过程中，加强调查论证，集体讨论，科学、民主地作出决定，做到对问题的早发现和及时处理，对可能出现的风险和违规违纪现象进行及时整改。在事后纠错中，将纠错工作与容错工作同时展开，相关部门要通过函询、通知书等形式，对相关的机构和人员发出纠错通知，并监督其整改和执行。
其次，领导干部要积极下沉基层，激励干部主动运用容错纠错机制。领导干部应激发基层干部群体自我目标实现与干事创业的共鸣和热情，激励他们主动地发现错误，共同“积极性纠错”，使基层干部获得精神上的慰藉与鼓舞，进一步增强其认同感和满足感。在落实干部容错纠错机制的过程中，领导干部要运用好基层干部容错纠错机制的“保险丝”，既要避免电荷太小不能服务好“需求”，也要避免电荷太大伤害了“设备”。为了解决基层干部和社会公众对容错纠错机制的刻板印象，领导干部应加大监督和宣传力度，提高容错纠错的公信力。一方面，通过建立健全决策监督制度，使容错纠错的决策过程处于民主监督之下，减少徇私舞弊、侵害利益等行为发生，对实施过程中遇到的突出问题及舆情反映，及时进行监督反馈和综合评价。另一方面，领导干部要大力发掘各个层面的容错纠错典型案例，紧扣新时代好干部标准，加大对好干部的宣传力度，采取干部座谈、专家交流等方式，增强案例示范效应。据某高校课题组的《党政干部队伍年龄现状调研报告》统计，当前“90后”群体已经成为党政系统的重要力量，青年干部知识层次高、知识面广。领导干部要激励基层青年干部发扬大胆尝试、创新创业的工作精神，及时公布容错纠错的实施过程和注意事项，在有效激励青年干部的同时也能减少同类事件的发生，强化其实践工作中的决策力和互动力，增强基层干部群体对工作任务的兴趣和热情。
我就讲这么多，谢谢大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