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文社的盛衰》后感
引言：王成勉的《文社的盛衰》将中国教会史上关于“中国化”（或称“本色化”）的个案作了较完整地呈现。该书虽然是一本文集，但作者则是将其历时九年的同一论题的研究论文有系统地整理汇编成书。各章均可独立成文，但基本没有偏离主题，因此阅读全文，基本上能够较完整地了解文社从建立到消亡的整个过程。现将阅读过程中所记录的感想简述于下：
一、时势造英雄
大概是每本历史作品都能够给予我们的基本概念，就是“时势造英雄”。文社的创立到解散与20世纪20年代的时势有紧密地结合，可以说就是时代的产物。而在文社中的每一位“英雄”，同样也是由时势所造。
自10年代新文化运动与五四运动，再到20年代非基运动、五卅惨案，再到收回教育权运动等，中国的思想界与学术界的民主与科学的探讨，发展民主的思想，再到政治上的反帝、反军阀，基督教每每成为运动中的焦点，被当作“帝国主义的先锋”、“麻醉人灵性的鸦片烟”、“资本主义的走狗”等。就算只是具有单纯信仰的底层百姓，也自然无法洗脱“洋教”的罪名。
面对内外的压力，一群中国基督教少壮派的菁英发出时代的反应。在传教士的支持下于1924年在上海成立中国基督教文字事业促进社（后改名为中华基督教文社，简称文社），其成员有赵紫宸（社长）、诚静怡、余日章、邝富灼、刘廷芳、陶行知、全绍武（以上为执行部委员）、李荣芳、范子美、胡贻縠、洪煨莲、简又文、聂绍经（以上为审查部委员）等人，聘请沈嗣庄为副执行干事，直到1930年。（页3-5、35-37）虽仅只延续六年，但犹如基督教文字事工历史的灯塔一般，成为历代教会所称道。在1950年金陵神学院成立四十周年的特刊中，各教会著名人士在提到基督教文字事工时，均对文社赞誉有加。（页6-8）上海民国时期著名报纸《申报》称它是我国宗教杂志三大权威之一。（页157）
虽然，王成勉教授未简述每位参与者的生平背景，但据笔者所了解，以上被称为“少壮派”的菁英，大多是直接或间接由传教士所培养，甚至许多都留洋学成回国，在他们约30-40岁左右，获得当时中国基督教各大学、神学院教席。他们有部分于1922年参与基督教全国大会，并担任重要角色，且余日章、诚静怡新成立的中华基督教协进会的会长与总干事。可以肯定地说，他们在20年代的中国教会中已占据重要角色。
二、本色教会的努力
文社成立的宗旨定为“本社以提倡能促进中国本色基督教运动之图文著作，并起引此类文字阅读之兴趣为宗旨”。（页38）但其目标不只是一本文社月刊，更进一步是要“征求及养成基督教文字著作人才”、“罗致著述家及译学家”、“唤起阅读之兴趣”、“编辑及出版”（页39-40），甚至期待可以建立研究院、图书馆、培养人才等（页37、159）。这一切的目的当然就是要建立本色的教会，在文社月刊所登载文章中，就充满了对宗教本色化的探讨。
本色教会的观念，是受到20年代反教运动的冲击，当时在民族主义高涨的气氛下，使得中国基督徒在面临各种指责中寻找平衡：“即是要一方面认定自己中国人的立场，另一方面则在信仰一个与自己文化传统大不相同的宗教。也就是说，中国基督徒企图在民族主义与基督教思想中维持一个平衡。”（页102）
文社的作者们首先透过圣经与教会历史的检讨，找出本色化的理论根据和发展本色教会的实据，在中国时代背景和基督教在中国的发展的事实中确立非走向本色教会不可的事实。（页106）在此基础上继续探讨本色教会的意义、实行本色教会的方法等。（页106-111）
作者在探讨中也给我们呈现一些较值得留意的地方，首先文社作者们的本色化思想的大方向是一致的，但其目标与具体的方案却是笼统的，其中突显的是较复杂的原因。其次，文社因外部的局势而成立，也因时势而在本色化的探讨中从“文化本色化”而进展到“政治本色化”，其所关怀的从信仰与文化的层面，拓展到政治、社会、经济等领域。最后，由于各种原因，文社未能实现其最终的理想，反而因为“致命伤”（经费）而使许多理想只留于“纸上谈兵”。（页158-159）
三、本色文字的呐喊
而文社作为一个由基督徒所发起的文字事工的团体，我认为其“本色文字”的呐喊是非常值得借鉴的。在文社月刊的文章中，有许多批评当时教会文字事业的观察，包括：1.文字事业的管理与监督之权均操在外人手中；2.教会文字出版中，极少创作，而主要为译作；3.教会文字事业不懂现势，与社会脱节；4.教会文字事业没有与中国文化融合；5.教会的文字事业有本位主义、不能合作；6.教会文字事业的中国人士不够敬业。（页58-61）因此，他们提出相应的措施来改变中国教会文字事业的现状，他们也自己投身于文字事业，成为20年代中国教会在文字事业中的佼佼者。
可以肯定地说，文社虽然并没有达成理想，其生存也只不过短短六年时间，而文社月刊更只发行了两年零八个月，但是“它扮演本色化先锋的角色，开拓基督徒的视野，注意到与时代命脉的结合，以扩大教会的影响和发展。”（页158）因此，作者对文社的肯定，认为它是中国基督教史上留下不可磨灭的一页，其原因是很值得我们借鉴的。他说：“从历史的角度来看，一个团体能够秉持正确的方向与信念，以无畏的精神和积极的手段去发扬和实践自己的理想，那他们的行动是值得加以肯定的。”（页160）
在今日“基督教中国化”的大潮中，不少教牧与信徒还在一味地消极面对，甚至还有人停留在“有没有必要”的问题上。百年前的文社成为我们今天热心教会发展、寻求教会出路、探讨教会方向的教牧及领袖的借鉴。在21世纪20年代中国教会，仍然处在教会文字事业的人才荒、原创荒、学术荒的状态，我们今天基督徒手中拿着阅读的书籍，有多少是中国基督徒原创的?有多少教牧在教会行政与讲道之余能够潜心以文字牧养信徒?何时能够将文字牧养的“不务正业”变成“正业”?何时能够出现由中国基督徒（内地）自己翻译且符合当代人阅读的中文圣经译本?何时“释放”被困在繁重的教学任务下的释经学者专心写成释经的著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