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文泽先进事迹材料
王文泽，围场农业局高级农艺师，1980年，承德农校毕业分配到围场农业局。
30年来，他的足迹遍及全县37个乡镇、312个村，累计培训农民10余万人次。
3月12日，王文泽在给农民讲课时，突发脑干出血被送进医院。
自6月7日从县医院出院回家，至今仍躺在床上，但他家的电话已变成了“农技咨询专线”。
“有‘化瓜’现象，不是瓜的品种有问题，就是棚内温度过高……要适当放风，给棚内降温，再就是进行人工授粉……”8月11日下午3时，王文泽躺在床上，拿着手机给新拨乡岱尹下村的付金龙讲解蔬菜种植技术，话语略显含混、吃力。
自打6月7日从县医院出院回家，王文泽家的电话就成了“农技咨询专线”。可电话那边的农民朋友哪里知道，王文泽不久前才从死亡线上挣扎回来。3月12日，王文泽在广发永乡协力永村讲解“马铃薯产业提质增效”时，突发脑干出血被送进医院，在医院和自家床上一躺就是5个月。
这期间，王文泽仍坚持尽己所能为农民服务。从1980年参加工作以来，他已在农业技术推广一线奔波了30个年头。乡亲们离不开他，他也离不开乡亲们。
“小王”变“老推”
“远看像卖炭的，近看像要饭的，仔细一看是农技推广站的。”这句顺口溜儿形象概括了农技推广人员的清贫与艰苦。可王文泽在两次面临工作变动机会时，都放弃了，甘愿做个“老推”。
王文泽所在的围场满族蒙古族自治县位于我省最北部，处于内蒙古高原与冀北山地的过渡地带，海拔在700-XX米之间，由于地处高寒，无霜期短、海拔差异大，农业种植有很多特殊要求。围场是个农业大县，农业人口比例达87%。这就意味着，要发展县域经济必须搞好农业，而搞好农业的关键是针对地理、气候等特点采取适用的农业技术。
1980年，25岁的王文泽从承德农校毕业，被分配到围场农业局。同事眼中的“小王”“认真、踏实、有股子‘钻’劲儿”，很快就能在一线独立开展工作。而他讲的农业技术课，更为农民们称道。用龙头山乡小锥子山村党支部书记王海峰的话说，就是“没废话，净干货，一听就懂、一用就见效”。
讲生物防治，他跟农民说：“生物防治就是不用花钱买农药，用身边常见的植物来防治害虫。比如，栽葱时，把大籽蒿(一种当地常见的蒿草)切成小段，埋插到垄中，这样，葱不着虫，长势好、口味也好。”
如何解决重茬种植胡萝卜长水癞的难题？他说：“种葱头。葱头有杀菌功效，用它换茬，下一年再种胡萝卜，就不会再长水癞。”
葱头产量高，市场又好，综合效益与种胡萝卜持平。新拨乡二道河子农民赵志会说：“他说的真管用，这样换茬种，年年都有好收成。”
在小锥子山村，最初王文泽是在村党员活动室讲。能容纳60多人的屋子，常常人满为患。后来，干脆把课堂挪到院子里。他在月台上讲，一讲就是3个多小时，赶来的农民越聚越多，大家兴致勃勃地听，不时还提出问题。他总是三言两语就回答得清清楚楚。再后来，讲课现场架设起大喇叭，让全村各个角落、甚至田间劳作的人都能听到。
常年田野奔波，他变得又黑又瘦；他衣着简朴，不爱言说，往农民堆儿里一站，看不出有什么特别。可是一讲课，他马上像换了个人，口若悬河、神采飞扬。
正是觉得自己对农民有用，王文泽舍不得离开农技推广岗位。1985年，农业局办公室曾经需要一名秘书，他思忖再三，没有去。1995年，农业局推荐他到乡镇作领导，他又一次谢绝。
每年，他下乡时间都在150天以上；多年来，他足迹遍及全县37个乡镇、312个村，累计办班上千次，培训农民10余万人次。
要让农民听得省力，先要自己多费力
王文泽讲解农技，往往三言两语就破解了生产难题。可很少有人知道，他背后为此付出的辛苦。
推广一项技术，要让农民愿意听、听得懂，先要自己练“本事”。
1985年，王文泽听说芥蓝菜子有市场，便在母亲和妻子的责任田里试种了6亩。对于种这种“没听说过”的蔬菜，妻子不理解，邻居说他“瞎胡闹”。
由于天旱，6亩芥蓝基本绝收，当年借钱投入的XX多元钱打了“水漂”。那时，他的工资仅每月40多元，够他还好几年的。
类似的失败有好多次，他没有退缩，只是默默地不断改进、完善、调整方向。
1989年，他又在自家的责任田里试种地膜土豆。有人笑他“给田地盖被子”。可到秋天收获时，人们开了眼：一犁挑开，白花花的土豆又多又大，别人家亩产1000公斤，他家亩产2500多公斤。
乡亲们说：“王文泽还真有两下子，明年我们也这么种。”
围场地理位置特殊，气温过低而降雨量较大，容易引发马铃薯晚疫病。一旦大面积发病，对于几十万亩的马铃薯种植大县来讲，损失不堪设想。
为有效防治马铃薯晚疫病，在长达4年的时间里，王文泽从防治时机、药剂搭配、操作方法等方面潜心研究，日复一日地观察、比对，并向国内业界专家不断讨教，最终整理出一套防治方法。XX年，在他的技术支持下，大头山乡贺家营村建立起500亩防治晚疫病示范园区，疫情来临时，园区外的土豆，干瘪枯黄、一片死秧，而示范园区内的土豆，则是生机盎然。事实面前，他的防治方法终于得到农民群众认可，得以推广，并见到成效。他的论文《马铃薯晚疫病综合防治》，也在亚洲土豆联合会议上交流，使这项技术得到更广泛的传播。
“活财神”的清贫与富有
王文泽在围场有个响当当的绰号——“活财神”。可当笔者走进他家时，却没看到一点财神的影子。王文泽的家是几间平房，一进门，右侧一排堆放杂物的柜子，一直顶到屋顶。走进去，对面是简陋的、昏暗的厨房，右侧就是他和妻子的卧室兼客厅：十几平方米的狭小空间，一张铁架双人床，一个破旧的长沙发，见缝插针摆放了几件家电。
妻子王桂珍在前些年“农转非”后，没有固定收入，一度靠捡破烂补贴家用。靠着微薄的收入，既要供儿女上学，又要赡养老人，还要负担一家的日常开销，他们的生活十分清苦。妻子说：“他整天在外面跑，顾不得家里，如果他用技术自己包地搞种植，我们早富了。”
其实，王文泽已经“富”了。“富”在农技推广取得的综合效益。他和同事成功推广了胡萝卜、甘蓝、白菜等30多个种植项目。仅地膜覆盖马铃薯，全县推广面积已达24万亩，每亩平均增产500公斤，人均增收800多元。
“富”在农民朋友多。每次讲课，他都把自己的电话号码写在黑板上。“我结识过的农民朋友近万人，许多人一直与我有联系。”王文泽以此为荣，农民朋友到县城办公室找他，经常是推门就进，从不见外。
如今，就是在病床上王文泽也并不“安生”，除了接听咨询电话，还拖着活动不便的腿脚进行恢复性锻炼。
“我想早日康复，重返讲台。”王文泽一如农民，简朴、实在，满脑子都是庄稼和收成。三十春秋“种”科技，他用自己的清贫，换来了农民的富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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