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网上看到一个观点，说是中国古代哲学家把人生道路分为七个层次，从低到高分别是“奴、徒、工、匠、师、家、圣”，这可以很好地用以演绎现代人的职业生涯道路。我觉得这个观点挺新颖，也很有道理，就上网“考据”了一番，尽管没有找到准确的出处，并不妨碍我对它的琢磨。
在我看来，这个“人生七层次说”是普适性的，对各级机关干部同样适用。应该说，机关干部的成长成熟包括在文字工作中的嬗变，大致也要经历这样的路线图。这里，我试着以“七层次说”为蓝本，以那些和我一样，正在爬格子、写材料的同行为模特，画一幅机关文字工作中的众生相。
机关文字工作中的“奴”，指的是那些不想写、不愿写却又常常“不得不写”的人。在各级机关，多数干部都有写材料的任务，很少有不用写的干部。在写材料的问题上，机关干部的区别主要有三个：一是数量多少，二是心态好坏，三是水平高低。就心态而言，又有三种典型：
第一种是“悲观型”。这类人一接到写材料的任务，往往第一反应就是“心凉”，第一想法就是“倒霉”——“这活儿怎么又被摊到了我头上！”
第二种是“麻木型”，也可以说是“无所谓型”“逆来顺受型”。他们的想法往往是，“反正这活儿总要有人干，既然派下来了，又躲不掉、推不了，那就对付着干呗！”
第三种是“乐观型”，也可以叫“进取型”。在这类人眼里，给任务就是给信任、给机会，是得到了锻炼的机会、表现的机会，从而迅速点燃战斗的激情，进入“无需扬鞭自奋蹄”的状态。他们为了争取机会，还常常主动请缨、毛遂自荐。尽管写材料很苦、很累、很熬人，但他们“吃苦不怕苦，受累不喊累，经熬不煎熬”，总是“痛并快乐着”，而且越写越有味道，越写越觉得自己有成就感、获得感。
心态决定状态。被“摊”上写，叫“挨写”；被“派”去写，叫“让写”；被“挑”中写，叫“得写”。三种心态，自然会有三种状态、三种结果、三种命运。
我所说的“奴”，与能力无关，主要指有前两种心态的人，他们总是处于一种“被工作”的状态，算盘珠子拨一下动一下，对工作能躲就躲、能推就推、能拖就拖，不是应付着来，就是对付着干，指望这样的人出效率、出质量，简直是天方夜谭。
也许有人会说，那些终日被文字工作“困”在岗位上、“捆”在凳子上的人，不也是“奴”吗？当然不是！有的人，尽管天天坐在办公室里爬格子，单位离不开，工作脱不开，身体不自由，但他们却常常思接千载、视通万里、神游八荒，心灵是自由的，工作状态也是自觉的。马克思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指出：“人的类特性恰恰就是自由的自觉的活动。” 哪怕是天天伏案工作、日日笔耕不辍，只要处于这样一种自由自觉的工作状态，就是精神高贵的“人”，而不是地位卑下的“奴”。所以，所谓的“奴”，并不能简单地看作是一种生存状态，更多的应该是一种个人心态，是一种“心为形役”的“囧”态。
机关文字工作中的“徒”，指的是那些刚进机关、经验不足、笔力不够、笔法青涩却又很有学习热情的人。在企业里，通常管这类人叫做“学徒工”，他们需要老师傅的“传帮带”，需要在别人的指点下学着干。“不会就学”，这是机关新人经常被告知的一句话。“不会”是正常的，因为“人非生而知之者”（唐·韩愈《师说》）。“就学”，同样是一种自愿自觉的态度，有这种态度而缺乏能力的人可以称为“徒”，没有这种态度的还是“奴”。
机关文字工作中的“工”，指的是那些只懂得按样稿、按套路去写，写出来的材料规规矩矩、板板正正、缺乏鲜活感创造性的人。这类人，写材料的态度是认真的，也总是能按时完成任务，但写出来的东西往往质量平平。很大程度上，他们不是在写材料，而是在按照严密的工序组装材料，采用标准的模具制作材料。古人说：“辞必高然后为奇，意必深然后为工。”（唐·孙樵《与友人论文书》）有的人，根本达不到辞高意深的水平，却舍本逐末地追求语言的新奇、架构的工整，僵化刻板的文风束缚了思想的自由、文笔的自由，习惯于这种写法的人也属于“工”。
机关文字工作中的“匠”，指的是那些掌握了一定的写作技法，在文字上精益求精、追求完美的人。这类人，常常被称作“文字匠”“刀笔匠”。现在，我们习惯于把“工匠”作为一个完整的词来用。但在古代，“工”与“匠”有着严格的区分，而且两者的地位与今天的看法还不一样，刚好是相反的。比如：元朝的时候，政府依照不同职业的性质，把人民分为十级，分别是：“一官、二吏、三僧、四道、五医、六工、七匠、八妓、九儒、十丐。”这里面，“工”比“匠”高一级，“工”属于高级技术人员，“匠”属于低级技术人员。到了现代，一般认为“工”是劳动者，“匠”是手艺人，是有技艺的劳动者。说得通俗点儿，“匠”是专业的，“工”是打杂的。比如：大伙儿一起盖房子，搬砖的、和泥的是“工”，砌墙的、抹灰是“匠”。这里，我们不讨论哪种看法更准确，还是按照七个层次的顺序，把注意力集中到“匠”的内涵和表现上。
谈到“匠”，有一个热词叫“工匠精神”。2016年3月，这个词首次登上中国政府工作报告，随着媒体热炒，成为实打实的高频词。当时，李克强总理是这样讲的：“鼓励企业开展个性化定制、柔性化生产，培育精益求精的工匠精神，增品种、提品质、创品牌。”把这句话的要义引申到文字工作中，说明“匠”以精品文章为追求，以精益求精为特质，他们的劳动既有个性又有创造性，完全有可能做到“一招鲜，吃遍天”。如果把工人的组装看作是简单劳动，那么匠人的创造则是复杂劳动，技术含量明显增加。
机关文字工作中的“师”，指的是那些在写作上有能力、有经验又善于传道授业解惑的人。古人说：“师也者，教之以事而喻诸德者也。”（《礼记·文王世子》）所以，要称得上“师”，不仅自己在写作上要有真功夫，愿意教别人怎样写文章，还要有高尚的品德，能够教别人怎样做人。现实中，有些人自己倒是挺能写，可生怕教会徒弟饿死师傅，对自己的绝活儿总是藏着掖着，奉为不传之秘；还有的人把欲望当理想、把圆滑当成熟、把见风使舵当人情练达、把溜须拍马当讲政治，写出来的文章哪怕再高明、再漂亮，却没有一个文人应有的风骨，这样的人是称不上“师”的。
机关文字工作中的“家”，指的是那些在写材料领域形成了自己的理论体系并有较高声望的人。“家”字作何解？就是“有房有猪”。对机关文字工作者来说，就是有写作理论上的架构，也有一批深受其影响并甘愿追随的“粉丝”。有人戏言，为什么“家”的含义不是“有房有牛”？因为猪的繁殖能力更强。真正的写作大家，必定“桃李不言，下自成蹊”（《史记·李将军列传》），门下高徒无数，大道惠人无数。
机关文字工作中的“圣”，指的是那些已经不是在用笔写材料、完全超越超脱于“写”的人。有人说，“圣”是精通事理、通达万物；也有人说，“圣”是无所不知、无所不通。我觉得，这样的定位都太低了。事实上，我也不知道圣人是怎样的，因为没见过也见不着。但我想，他们写文章的时候，必定是丝毫不考虑“怎么写”，全部心思都放在“写什么”上，然而写出来的文章却浑然天成，而且字字关乎道义、句句都是真理、篇篇都是精品。实际上，他们写的不是文章，而是经世济国的思想、民胞物与的情怀、俯仰无愧的境界；他们做的，不是立德立功立言的工作，而是在践行“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北宋·张载《张子语录》）的使命。这样的人，恐怕千古难遇，但毛泽东肯定是这样的人。
一名合格的机关干部，必须学会拿笔杆。不吃文字工作这碗饭的业务干部，最起码也应该成为“匠”；至于那些秀才、文秘、笔杆子们，应该有更高的追求，向着“师”“家”乃至“圣”奋笔前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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