习近平总书记在《关于<中共中央关于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决定>的说明》中指出，“决定稿围绕处理好政府和市场关系这个核心问题，把构建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摆在突出位置，对经济体制改革重点领域和关键环节作出部署”。这一重要论述深刻阐释了处理好政府和市场关系对进一步深化经济体制改革、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重大意义，为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构建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更好发挥经济体制改革牵引作用提供了根本遵循和行动指南。
一、深刻认识处理好政府和市场关系的重大意义
坚持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改革方向，核心问题是处理好政府和市场的关系，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和更好发挥政府作用。处理好政府和市场关系，对于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完善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构建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推动我国经济高质量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一）这是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的必然要求。实现既“放得活”又“管得住”的有机协调，必须充分发挥市场机制作用、更好发挥政府作用，用“看得见的手”调节、引领、规范“看不见的手”，使国民经济运行达到服务于社会主义生产目的。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推进任何一项重大改革，都要站在人民立场上把握和处理好涉及改革的重大问题，都要从人民利益出发谋划改革思路、制定改革举措”。处理好政府和市场关系，必须以促进社会公平正义、增进人民福祉为出发点和落脚点，通过战略规划、宏观治理、机制设计、微观规制等方式使二者相互促进、有机补充、协同发力，实现活力和秩序的有机统一，成为推动国家富强、社会稳定、人民富裕的重要体制机制。
（二）这是坚持和完善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的必然要求。以政府和市场关系为核心，构建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必须坚持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面对纷繁复杂的国际国内形势，必须强化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稳定器、压舱石、韧性带作用，进一步发挥制度优势，保持战略定力，提高准确识变、科学应变、主动求变的能力。面对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要发挥国有经济在新型举国体制中的作用，推动国有资本向前瞻性战略性新兴产业集中，健全国有企业推进原始创新制度安排，支持有能力的民营企业牵头承担国家重大技术攻关任务，打好关键核心技术攻坚战。面对人民群众新期待，必须构建初次分配、再分配、第三次分配协调配套的制度体系，健全高质量充分就业促进机制，健全社会保障体系，解决好人民群众急难愁盼问题，让现代化建设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体人民。
（三）这是构建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必然要求。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是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保障。构建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要求形成统一开放竞争有序的市场体系、全国统一大市场、经营主体具有发展活力和内生动力、国民经济循环畅通、完善的市场体系和基础制度等，这些特征和要求是政府和市场共同作用的结果，同时也是二者关系的升级，体现了政府和市场之间的互动、互促、协同作用。
（四）这是我国经济从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的必然要求。能否处理好政府和市场关系对经济发展具有重要影响，政府和市场关系的不同模式在很大程度上决定着经济发展的绩效、速度和方向。纵观世界各国发展历史，凡是能够正确处理二者之间关系的国家，都能够取得较好的经济发展成效，反之，片面强调市场作用或政府作用的经济体，都产生了较多负面效应。高质量发展必然要求政府和市场关系新形态。新发展阶段推进高质量发展，一方面要求更好发挥市场作用，不断增强各经济主体创新创造活力；另一方面则要求更好发挥政府作用，维护市场秩序、弥补市场失灵，健全宏观经济治理体系，为市场经济运行提供高水平的管理和服务，实现既“放得活”又“管得住”的有机统一。
二、准确把握处理好政府和市场关系的丰富内涵
处理好政府和市场关系是我国经济发展的重大理论和实践命题。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党对政府和市场关系的认识不断深化，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不断发展和完善，形成了关于政府和市场关系的规律性认识。
（一）经济体制改革的核心问题是处理好政府和市场关系。从“计划经济为主、市场调节为辅”，到“在公有制基础上的有计划的商品经济”，再到党的十四大确立“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改革目标，皆是围绕政府和市场关系这个经济体制改革核心问题展开的。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指出，经济体制改革是全面深化改革的重点，核心问题是处理好政府和市场的关系，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和更好发挥政府作用。这一表述深刻阐明了政府和市场更好结合的内在规律，是对政府和市场关系认识的理论创新，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一个新成果。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提出“构建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对政府和市场关系提出新的定位和目标，确立了新发展阶段政府和市场关系的发展指向和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的着力点。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决定》，在强调“充分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更好发挥政府作用”基础上，进一步提出“实现资源配置效率最优化和效益最大化，既‘放得活’又‘管得住’”，进一步丰富了中国特色政府和市场关系的时代内涵。
（二）市场作用和政府作用相辅相成、相互促进、相互补充。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并不是起全部作用；更好发挥政府作用，不是要更多发挥政府作用，而是要在保证市场发挥决定性作用的前提下，管好那些市场管不了或管不好的事情。我国关于政府和市场关系的创新实践，突破了西方经济理论政府和市场二元对立的思想，用辩证的视角来看待二者的关系。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在市场作用和政府作用的问题上，要讲辩证法、两点论，‘看不见的手’和‘看得见的手’都要用好”。这一论述高度概括了处理政府和市场关系的原理和方法，是辩证思维在处理政府和市场关系中的创造性运用。
（三）政府和市场关系是动态的和变化的。政府和市场是两种不同的资源配置方式，要依据经济社会发展阶段、国家战略目标和资源要素特性发挥二者的不同作用。在不同的条件下，需要根据不同发展目标和战略导向调节二者的关系，使其适应变化了的情况。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决定性作用‘和‘基础性作用’这两个定位是前后衔接、继承发展的”。从基础性作用到决定性作用，是针对改革发展中问题的变化而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的推进和发展，是我们党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建设规律认识的新突破，标志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进入新阶段。
（四）政府和市场关系具有战略导向特征。我国关于政府和市场关系的创新实践，提供了经济体制改革的新经验新模式新思想，体现了党和国家的重大战略性诉求，是融于社会主义根本制度、基本制度、重要制度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体系的经济体制设定，服务于党和国家的中心任务。总体上讲，处理好政府和市场关系没有统一的模式，要根据各国基本经济制度、经济发展阶段、经济发展目标等实际情况在实践中进行动态优化调整，同时兼顾改革的系统性、整体性、协同性，以实现市场作用和政府作用更好地相互补充、有机协同、互促发力。
三、优化政府与市场的关系，构建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一流营商环境
（一）充分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更好发挥政府作用。首先，进一步明确各级政府部门的权力清单。权力清单的列示有助于从法治上限制各级政府部门参与市场经济活动的范畴，从源头上将政府配置资源的范围框定在可预期的范围内。其次，进一步限定好国有企业的存在领域和范围。不涉及公共利益和公共安全的产业和项目，原则上交由市场来决定资源配置，这不仅有助于扭转市场预期持续转弱的困局，还有助于激发全社会的内生动力和创新活力。最后，必须“放得活”，极大激发各类市场主体的活力。当前，我国经济市场化程度仍有较大的提升空间，鼓励和支持一切有利于促进生产力发展的各类形式市场活动和交易形式，为激发市场主体活力提供更广阔的市场空间。
（二）实现有为政府与有效市场有机结合。处理好我国政府与市场关系的关键一环便是有效治理各级政府部门“缺位”问题。基于政府的作用为破解市场失灵提供集体化的应对之策，即要“管得住”。比如，为了充分激发市场主体的创新创业活力，应在市场主体创业失败时提供基本的社会保障、救济、再就业培训、纾困救助、保障房等公共产品，并加快建立有助于促进各类市场良序发展的退出机制。同时，更要发挥好政府在基础性市场制度建设方面的关键性作用，为有效市场的形成和发育提供体系化制度支撑。当前，特别体现在加快构建法治化、市场化、国际化营商环境上，还体现在进一步增强政府对市场合规行为的监管和规制上，以及创造更公平的市场竞争环境上。此外，伴随数字经济时代的到来，应加快推动政府职能的转型，将政府的作用转向反垄断、规制算法合谋、防范平台资本无序扩张、规范数字资产的使用、构建数据要素市场监管体系等职能上来。
（三）加快政府职能转变，探索转向公共服务型政府。改进政府引导市场经济的方式方法，由驾驭市场转向服务好市场，并树立科学的政绩观，加强地方政府间的横向交流和合作，在事前避免各地区借助优惠政策相互“挖墙脚”或是出台“以邻为壑”的产业政策。首先，加快转换政府角色，将经济管理职能转向主要为各类市场主体提供公共服务和创造一流的营商环境上来，转向切实履行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上来，从经济建设型政府转向公共服务型政府。其次，对地方政府间的恶性竞争进行规制，鼓励地方政府在跨省联合投资基金组建、商事跨省通办、新质生产力空间布局协调、产业合作共赢、改革经验共享等领域深化府际合作，建立健全地方政府横向合作交流机制。最后，发挥好政府在推动新质生产力形成中的作用。这便要求面向新质生产力的内在要求来调整和创新产业政策的实施方式，促使旧式的产业政策向能够有效支持颠覆性前沿技术创新的方向调整。比如，从直接补贴高技术产业转向补贴高技术研发创新和新技术应用推广上来。
